郑霭龄：给历史中沉默的人一些声音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以华工大规模出洋为主体的海外移民热潮。加拿大女作家郑霭龄的外公外婆就是这股潮流中的一员。20世纪初，外公陈山和成千上万的广东男人一样，选择背井离乡，到加拿大淘金。异国生活寂寞冷清，为了减轻独自生活的痛苦，陈山决定纳一个妾，于是他娶了梁梅英。

　　当郑霭龄拜访外公外婆曾经居住的唐人街时，每个老人都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梅英，“他们说她是唐人街最漂亮的中国女人。”但一听到郑霭龄想将外婆梅英的故事书写下来，他们的脸色却都变了，“他们都说你不能写关于梅英的事情，那会很丢脸的，她只是一个服务员，总是半夜还在路上闲逛，赌博、喝酒，像个男人一样。”

　　1987年郑霭龄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外公于中国的家里，她开始了解到了梅英所做一切的意义：梅英将自己的所有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家庭，她在加拿大的生活混乱而凄苦，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家人的富足。于是郑霭龄写下了《妾的儿女》，她想给像外婆这样一直在宏大历史中沉默着的人一些声音，还外婆应有的尊严。

　　郑霭龄在书中写道：“我们的生活始于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而且会在未来延续。”她相信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她认为我们的生活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形塑。

　　郑霭龄希望可以揭开一段历史，给予过去新的意义，最终在屈辱中找到荣耀。

　　【内容简介】

　　《妾的儿女》是著名华裔加拿大女作家郑霭龄用英文写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以作者的外公、外婆、母亲为主要人物线索，串联起包括留守大陆的外公正室母子、跟随外公出洋谋生的小妾（即外婆）、被外公带回大陆由正室抚养的作者的两个姐妹的生活以及早期加拿大中国城华人生活，讲述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移民家族的生离死别，同时折射出以作者家族为代表的早期加拿大华人在残酷的异国环境中不为人知的艰辛挣扎。

　　【作者简介】

　　郑霭龄（Denise Chong），195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为第三代华裔移民，加拿大著名华裔女作家。

　　成为作家之前，郑霭龄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郑霭龄研究生毕业后受雇于加拿大财政部，并曾为总理办公室担任一年的特别顾问。从1981年开始直到1984年，在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任期内，郑霭龄成为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并与特鲁多成为好友。

　　从政府部门请辞之后，郑霭龄开始了专职写作生涯，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四部作品，《妾的儿女》为其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

　　他们的一生很艰辛，但很高尚

　　新京报：这本书写了多久，最初想写这本家族回忆录的动机是什么？

　　郑霭龄：写这本书花了五年的时间，但我觉得这种书写的旅程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一直想知道外婆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为什么没有外公外婆在一起的照片？这种好奇心在我小时候就已经萌发。我很想和妈妈聊聊这些，但妈妈从来不告诉我关于过去的事情，她把心门关得很严。后来我和妈妈一起来到了中国，她很不情愿，但还是去了。我们在她姐姐的家中听到了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关于我外婆的故事，我的感觉就像是手中的茶壶突然掉在地上，茶壶粉碎，茶水四溅，我当时想如果我写下这个故事，也许就能让茶壶复原，让这个家族再次团聚。我对妈妈说，你必须告诉我过去的事情，那时她才第一次开口对我讲，她打开了一直紧关着的门。

　　新京报：写下这个故事后，你对外公外婆有新的了解吗？

　　郑霭龄：直到13岁我才第一次见到外婆，她让我感到害怕，在她面前我甚至不敢开口说话。她很美，但性格强势。后来她死于一场车祸，我妈妈去警察局领她的遗物，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时刻，她的遗物只是一个装着硬币的铁罐，里面大概只有43美元和一张当铺的收据。其后的几年中，我每每想到这个时刻，意识到外婆穷其一生拥有的只是这些。但当我写了这本书之后，我知道外婆的人生中有更多珍贵的东西。我还原的故事也许充满纷乱和悲伤，是个悲剧，但这不重要。外公外婆在加拿大的生活是窘迫的，令人失望的，他们一生劳苦，但成功在两代以后，也就是我这一代降临了，我想说我看见了他们努力的果实，我觉得他们有着很高尚的一生。

　　90年代很多中国人后悔移民

　　新京报：你演讲时说中国的家人对你们在加拿大的生活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但你的书中却提到当时你舅舅写的一封信，说想把孩子送到加拿大，他认为在加拿大是幸运的。

　　郑霭龄：是的，但情况很快就变了，他们觉得在中国挣钱更快些。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到加拿大的中国移民都为自己错过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而后悔，他们希望自己从未离开过中国，他们都说：“哦，要是我在中国挣钱会快得多。”这些移民听到家里人比他们富有时，都很嫉妒。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加拿大求学顺利，他们还会觉得欣慰些，如果他们的孩子没能进大学，他们就会想要是我留在中国挣钱就好了。很多年后我回到中国探亲，我的舅舅居然有一个保险箱，他的钱都在里面，他的院子里还住了很多工人，他在中国有了更好的生活。

　　新京报：你提到了舅舅的院子住了很多工人，其实当下很多中国人会去沿海打工，这种人口的流动也许和你外公去加拿大是很相似的。

　　郑霭龄：对，所以永远都有移民的存在，不管他们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想要离开，为什么他们成了移民，有时候人们离开是因为战争，是因为受到了迫害，但是更多时候对更好生活的期待，也会成为人们离开的理由，他们愿意为下一代而做出巨大的牺牲。这点和我外公是相似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历史的循环？

　　郑霭龄：这本书写于20年前。当时我的书在全球出版，我的代理人对中国出版人说你们对这本书感兴趣吗？他们说，不不不，这是旧中国，我们很现代化了，我们不想要旧中国的故事。但20年后，书出版了，我觉得这也许不只是旧中国的故事，移民身上发生的那些故事直到今天依然一再上演。我想很多生活在西方的人对中国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从经济的角度看待中国常常是其中一种，但我更感兴趣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待对方，我们会发现我们有着共同的人性，障碍也就由此消失了。

　　我的多元身份并不矛盾

　　新京报：加拿大的华裔写作者似乎都将视角投向20世纪初的移民生活，你们会在写作中关注当下的移民吗？

　　郑霭龄：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你看这本书是20年前写的。我们有很多书在关注当下中国移民的生活，但还没有被翻译。我的新书就已经向前走了一步，内容关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移民，我现在已经60岁了，我会尽力写的。

　　新京报：你曾说你出生于一个中国相对封闭的年代，你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而不是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两种身份？

　　郑霭龄：实际上我会告诉别人我是加拿大华裔，我拥抱我身上的中国血统。我觉得生在加拿大很幸运，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允许你有多元化的身份，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我是作家，我是经济学家，我还是游泳健将，而这些身份也是彼此融合的，并不矛盾。但当我说我是一个作家时，我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加拿大华裔作家。

　　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