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1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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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出发】
十年前的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号刊登核心报道《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
这个群体，已成为SARS留下的民间伤痛印记，时刻提醒着政府：没有完善的传染病防控网络，同样难以国富民安。
十年来，历经SARS、H5N1（禽流感）、H1N1（甲流）、H7N9，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已日臻成熟。
“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SARS疫情的元凶并非衣原体，而是冠状病毒”。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令当年已65岁的呼吸科医生钟南山，成为各界瞩目的医学界“良心”。
谈及SARS之后这10年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变化，钟南山院士以2009年暴发的甲流（H1N1）为例，称赞在新发疫情形势尚不明朗时，政府及时采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严格防控策略，非常必要。
中国遭遇SARS侵袭后，开始逐渐产生“抗体”。
从遭遇战到翻身仗
“中国抗体”应急的首场考验，是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2004年初，34岁的舒跃龙下决心从实验室走出来，接任国家流感中心主任。
还没来得及正式交接工作，禽流感疫情就给舒跃龙来了个“下马威”。2004年1月，广西隆安县的一群鸭子被发现感染了禽流感。
多年后的今天，舒跃龙仍清楚记得，当时，农业部门已经在疫区开展消杀工作，公安部门在周边三公里处设置了警戒隔离，而他所在的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组要做的，是监测病禽的密切接触者是否出现可疑感染症状。
舒跃龙说，因为SARS之后政府对传染病防控的重视，部门之间有效的协作，令这场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没有出现人感染。
如果说SARS是场遭遇战，那么H5N1禽流感，可算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游击战，我进敌退，但仍面临敌人迂回重来的威胁；而对于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中国传染病防控网络和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无疑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国家流感中心的团队日夜不眠不休，赶在疫情输入国门前，研制出针对H1N1病毒的检测试剂盒。
H7N9大考在即
转眼，已到2013年。
SARS十周年的集体回忆刚结束，3月底，一种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过的重配禽流感病毒——H7N9，不期而至，首现上海，致父子3人重病，其中两人丧命。
对“中国抗体”的10年大考，即将开始。
尽管在中国不明原因肺炎和流感样病例监测网络的严密监控下，H7N9疫情从入夏至今基本保持“沉默”。不过，作为一个新型重配的流感病毒，H7N9不会轻易从自然界消失。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余宏杰介绍，国家疾控中心已在全国搭建了针对H7N9的监测网络，在所有医疗机构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中，全天候追寻H7N9的踪迹。
倒逼政府信息公开
SARS推进的“中国抗体”，不仅仅包括传染病防控网络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完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政府信息由“保密”走向公开、透明。
2009年冬，钟南山公开质疑卫生部通报的甲流死亡病例太少，追问是否有地方瞒报疫情。很快，卫生部公开回应原因，并及时调整甲流死亡病例的统计口径，将感染甲流后死于基础病的病例，纳入“甲流死亡病例”。几天内，卫生部通报的甲流死亡病例，从之前的几十例增至几百例。
公车、公费出国、公费接待的财务信息，多年来在我国被视为“政府的秘密”。
近十多年来，公民、学者、媒体，不断在各种场合，呼吁政府公开“三公”信息。一些政府部门不慎遗失的“公费出国考察”“公费接待”账单，每次在网络上曝光，都会引发公众质疑风潮。
2011年起，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公开“三公”信息。在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看来，“三公”公开，是公众参与倒逼政府信息公开的最成功案例。
同期，在公众的高度关注下，PM2.5信息公开，最终促成《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向提高空气质量迈出了实际的一步。
就在上个月，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10年见证
重大新闻从未缺席
2003
●杨新海特大杀人案调查
●衡阳大火调查
2004
●嘉禾拆迁
●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
●回望吕日周长治之治
2005
●定州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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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两亿皮草收入背后的杀戮
●乡村防艾纪事
2007
●温州大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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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圈地运动”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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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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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丁书苗的人生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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