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美术馆捣蛋，给艺术史一点点推动力”(1)

　　蔡国强曾经以批判、先锋姿态闻名艺坛，然而进入新世纪，他频繁与政府层面展开合作项目。独立与合作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路？资本裹挟下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又是怎样保持自己的创造力？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官方合作时，仍应随时记住挑战自己，也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

　　谈新展 《遗产》传递理想世界和悲伤

　　新京报：11月23日即将在昆士兰现代美术馆开展的《归去来兮》是你在澳洲的首次个展，过去你们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合作，但依然有了如今第三次合作。

　　蔡国强：前两次在亚太三年展上创作的作品都没实现：1996年那次是合作的焰火公司发生的爆炸，1999年那次是99艘串在一起的小船沉到河底，这就留下了很多问题给我和美术馆方面。有问题大家就希望接着去解决，去挑战它。

　　此次新展呈现的是一个艺术家冒险和成长的历史。事实上，这个世界对年轻艺术家是很不容易的，刚出道时那几炮要打响，否则的话没有人找你。我没有打响，人家还要来找我，说明他们就从心里理解我是不错的艺术家。

　　新京报：这次新个展的具体思路是怎样的？

　　蔡国强：事实上，美丽的地方不好做作品，除了两次失败外，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问题。所以先从观光旅游开始，到大堡礁、国家公园，他们也给我请了植物专家、动物专家，陪着我半夜去国家公园找动物。

　　我和家人被这些风景感动，突然感到这么美的地方，有点像乌托邦，全世界或许就剩下这里了。这本身就是问题，这就是地球的悲哀。从没问题中看到了问题，这样就有思路去做作品了。

　　我想在展厅里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有一个蓝色的沙漠，有99只真实大小的动物围着一摊蓝色的水，它们都在静静地喝水。这件作品叫《遗产》，传递了一个非常乌托邦的理想世界以及背后的悲伤。

　　另外一件新作品是《桉树》，我把一棵大树放进美术馆。地上有很多木墩，孩子们坐在上面想如何处理这棵树，他们可以谈这棵树的过去，也可以谈这棵树的未来，或者延伸开来，也许以后根据这些孩子的建议把这棵树做成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关于儿童的计划：我做了一个软件，让孩子设计火药草图或爆炸项目，也可以让他们来策划我的展览。有个中国泉州小男孩蔡，他在全世界做了很多事，搞爆破、让船插满箭飞起来（《草船借箭》，1998）……假如你是策展人，你要怎么策划这个小男孩蔡的展览。

　　新京报：你很多作品都喜欢用数字99，类似这次的新作《遗产》，还有你此前那件由99只逼真的狼向空中翻腾的《撞墙》等。

　　蔡国强：9能带来视觉效果，能活跃展厅氛围。99在中国象征不完整，是具有动态感的。同时，这与故乡泉州相信风水、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有关系。我是比较相信灵性的东西。艺术毕竟不是科学，不靠论证，艺术本来就是靠这种灵性的东西。

　　谈原则 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新京报：2008年你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2009年担任国庆60周年庆典焰火总设计。西方媒体质疑你作为一名独立艺术家离中国政治太近。

　　蔡国强：西方人看起来很尖锐，这是需要的。他们一直对我做这事难以接受，对此，我还是那句话：既然利用国家力量，实现了个人作品，就要承受质疑，坦然面对后果。

　　作为艺术家，我希望看到自己民族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有创造力。在全球习惯认为中国制造全是廉价商品的印象里，告诉世界，中国人也有创意，也有很多招数，也能浪漫和好玩。

　　事实上，利用国家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探索在艺术本身就很重要。这在西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

　　新京报：你提到的“后果”是否影响你在西方世界中与美术馆、艺术机构的合作？

　　蔡国强：我相信要靠自己的创造力和艺术理念来做作品，而且要有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农民达芬奇》刚结束在里约热内卢的展览。巡展开始20天就有30万人来看，最后整个巴西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看过。这就是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我的作品中没有讨论政治社会的东西。

　　我创作《农民达芬奇》，就是希望通过艺术传递中国农民个体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同时也表现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在世博会这样一个重大国家项目的语境里，也有一个位置展示他们个体的精彩。这就包含了我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但这不是我做艺术的目的。我做艺术还是根据我个人的性情和艺术的创造课题来做。

　　新京报：你的创作一直是和美术馆、艺术机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出资。在和各种系统、体制合作时你所坚持的艺术原则是什么？

　　蔡国强：得到系统支持时，你仍然应随时记住要挑战自己，也要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过去我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今天也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很多美术馆都视我为烫手山芋，拿在手上也不是，放下也不是。

　　直到现在，我与美术馆的摩擦还是会有。类似我此次在澳洲做展览，有一个内容是让孩子策展，但美术馆方面坚持认为孩子不懂策展，他们想将标题改成“与蔡国强一起创作。”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是要让孩子接触策展，这也是我此次活动的价值。

　　为此，即使在今天被外界视为成功艺术家，但你仍然需要坚持斗争。类似我此次为巴黎《白夜》项目所作的艺术计划，合同中主办方的权益中有一条不能改掉，即他们拥有最终决定取消部分或全部计划的权利。我就会加上一点：艺术家也有当他觉得不能体现其艺术理念时终止计划的权利。那好，我们就是平等的。你一旦过多干涉我的艺术，我认为它已经不是艺术了，我就会说Bye Bye。

　　有时候，策展人可能会觉得，请我来做艺术，结果发生让我不愉快的结果。这时，我会安慰他：在我做过一些事后，在今天我还会有事做不成。这证明我还有希望，还有价值。

　　(下转C特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