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干部”带来新风

　　■ 突破宿命（20）

　　大清国的干部人事制度，真正搞“五湖四海”，其开放程度或许超过聘用了不少“胡人”干部的唐朝与元朝——大清国可是全球选才。

　　这些被称为“洋员”的外籍雇员，籍贯遍布列强诸国，尤以英、美、法为多，活跃在大清国经济、军事、外交、税务、教育等部门，与后世脸谱化的“帝国主义侵华先锋”定性不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清政府独力聘请的雇员，并不接受其母国政府的指令。工作中，他们也带来了急需的技术、资金、管理，以及敬业精神与契约精神。

　　“洋干部”有时候远比“土干部”难缠，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居然不贪污、敢犯上。敢犯上的底气，就来自不贪污，也来自其在专业上的自信和敬业。津芦铁路（天津-芦沟桥，即京津铁路）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Claude William Kinder）就是这样一位。

　　1881年，在建设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时，出于建设经费的考虑，主持修建的唐廷枢倾向窄轨，或2英尺5英寸，或3英尺6英寸，金达则坚决主张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mm）的“标准轨距”。据说当年严谨的罗马人选择这个轨距建造战车，因为这正好是两匹马并排时的距离。“标准轨距”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轨距。

　　金达认为，与应用最为广泛的轨距接轨，今后才能更好地发展。金达的建议，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从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段以标准轨距修起来的唐胥铁路，符合了“优生”的原则，之后顺利地繁衍出了津榆铁路（天津-山海关）、津芦铁路等，成为沟通京师腹地与东北的大通道（京奉铁路，即现今的京沈铁路）的一部分，并接轨全国，避免了中国铁路的窄轨命运。

　　而甲午战争后，在全国修建铁路的高潮中，金达再次坚持，要将全长127公里的津芦铁路修建成复线（Double Track）。这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加强国防都大有好处，但这样一来，预算高达414万两，比原定的240万两预算超额72.5%。中央最后批准了这一方案，预算超额部分通过向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贷款解决。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因此赚到了大钱，但是，一步到位的复线，也促成了大清首都与大海的快速接轨。

　　执掌中国海关45年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其管理下的海关，充斥了洋干部，但中国海关也因此成为当时全世界最为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成为维持清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撑；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主持修建了旅顺、威海军港，甚至在甲午战争中出任北洋舰队副总司令，亲临前线率军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出任同文馆（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开设西方科技课程，为体制内的青年人提供培训……

　　这些洋干部，大多数都与中国人相处融洽，以其专业能力、敬业精神，赢得好评与尊重。当然，他们也在客观上帮助大清国延长了国运，从这个角度说，这正是大清享受到的开放红利……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