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企业家将进入脱胎换骨时期

　　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他的经历颇为传奇：曾是个孤儿，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为中宣部的官员；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中，他弃官从商，如今成为登上福布斯排名的中国富豪。根据2013年中国400富豪榜，他目前身家60.4亿元人民币，排名第169位。

　　除了商人，黄怒波身上还有众多标签：诗人、慈善家、登山家……他对这些外界称“家”的名头并不在意。他甚至还用新近流行的“土豪”一词描述当下的中国企业家。他认为，在市场化更充分，法制更健全的环境下，下一代企业家会更好，会从“土豪”变成“儒商”。

　　国企民企是互补关系

　　新京报：你曾说中国民企的承受能力很脆弱。在你看来，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黄怒波：不是竞争而是互补的关系。在一些非竞争性、公益性的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当然需要国企；但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应该让出来。但现在的问题是，国企利用获得的资源优势，进入了一切竞争性领域（比如利用金融资源进入房地产行业），把国民经济生态打破了。应该让国企回到正常的位置。

　　新京报：那你对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看？

　　黄怒波：非常好。市场对于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期望值很高。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依靠的是全社会的力量，不只是国企，民企也做了很多工作。让国企和民企各司其职，这个社会才有活力。新一届政府正在走这条路。

　　土地制度改革是解决房价问题关键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

　　黄怒波：造成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现状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快，刚需一直存在；二是中国的老百姓保值手段不多，只有靠买房；三是土地制度有问题，被政府管控。大量的财政收入被中央收走，发展任务交给地方，地方政府只有靠卖地获得收入，这才是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如果土地制度不改革，房价没有希望降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房价调控手段仍是计划经济思维，结果造成了“越调越涨”。如果想要房价实现合理上涨，一定要回到市场。

　　新京报：房产税就是一种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你认为它实施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黄怒波：房产税一定会推出，是否抑制房价仍值得探讨。房产税对房产商来说影响不大，因为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是弱势群体。我认为房产税出台是有必要的，但不能指望只靠房产税就能把房价降下来。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土地制度问题。

　　新京报：你怎么看明年不同城市的房价表现？

　　黄怒波：一二线城市房价会继续上升；三四线城市则会平稳发展。我不认为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会破裂。只不过三四线城市房屋空置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之后随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不断增长，存量过三四年后会慢慢消化。

　　下一个30年是企业家脱胎换骨时期

　　新京报：现在有人将中国的富人统称为“土豪”，这个词你怎么看？

　　黄怒波：“土豪”这个词蛮好玩的，中国人想象力丰富，中国的词语又太有魅力。我觉得这个词挺准确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在西方培养一个像我这样的福布斯富豪得两代人的时间，但在中国十几年就完成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样的人都是“暴发户”，没有做到“富而又贵”，“富而好礼”。

　　真正的贵族不是有钱买飞机，而是有亲和力，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但在当下中国，有钱人是富而不贵，确实仍处在“土豪”的阶段。下一步能否成为“又富又贵”的“现代儒商”，引人深思。

　　新京报：你曾说，像你这一代企业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但这一代企业家，特别是当时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企业家，恰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黄怒波：有数据显示，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全国有十几万名党政干部从体制内出来“下海”经商。他们受过传统教育，对社会有了解有担当，同时还是商人。这一代企业家在历史上会留下痕迹的，中国社会的活力被他们激发了，企业家精神被释放了。

　　随着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和民营企业家意识的不断成熟，我相信下一个30年是中国企业家脱胎换骨的时期。在一个市场化更充分，法制更健全，竞争更国际化的环境下，下一代企业家肯定比我们这代要好，他们会更了不起的。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不能指望只靠房产税就能把房价降下来。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土地制度问题。

　　同题问答

　　最害怕不改革，回到保守

　　Q：明年你最害怕什么事情发生？

　　A：不改革，又回到保守了。

　　Q：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A：写作。我希望能和刘震云一样写出那么美的小说。

　　Q：2013年，你身边是否有朋友移民？你是否有移民的愿望？

　　A：我不会移民，现在拿商务签证去哪里都很方便。我周围的朋友该移民的都移了，好像继续移民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