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博爱：半生蹉跎耕读梦

　　今年，两种平民知识分子以个人视角撰写的当代史著作同时面世。一为近日出版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一为稍早出版湖北恩施教师吴国韬的《雨打芭蕉》。前者以自己70余年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详述了1958年被打为右派，24年里历经的艰辛坎坷，等来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后者以自己十六年民办教师的经历为主线，为读者展示了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乡村教育的缩影。

　　在过往的历史书写中，权力角逐和政治变迁，社会大势，经济发展高高在上，帝王将相历历在目。为数众多平民，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蹉跎坡旧事》《雨打芭蕉》，毫无疑问属于平民的历史，它不仅构成了宏大叙事的有力补充，而且使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后来亦成为张贤亮《绿化树》的基调。在读《蹉跎坡旧事》时，这句话也不时跳荡而起，撞击人的思绪。

　　这是一个潇湘前辈的回忆。而这“蹉跎坡”，则在浏阳乡村的一隅。翻读此书，仿若再度回到潇湘旧地，见证几代人的悲喜与痛苦。

　　全书宛如风俗画，一俟翻开，便若一袭山水长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它写尽了一个方热土上许多人们的喜与忧、得与失、枯与荣，甚至生与死。

　　五年无罪班房，换得了一百元人民币

　　“旧事”始自1936年，止于2011年，横贯半个多世纪。其中最详尽的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也就是作者初谙世事至初入中年一段。这也是作者经历最坎坷、磨难最多的一段。那是个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的年代，自然，也是无数人受苦受难成为牺牲品的时代。

　　1956年，年方二十的沈博爱在同学的倡议下，组成了一个读书会，自办了一个油印刊物《求知通讯》，并在第一期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的文章。翌年，刊物终刊。但没想到的是，他们也很快就落得和流沙河一样的下场。被告发后，文字狱随之而来。1958年春，沈博爱与几位友人一并“落网”；直到1962年夏才被教育释放，且留了个小尾巴。等他真正彻底平反的时候，已是1982年。此时已是拨乱反正之后，作者已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在这廿四载漫漫岁月中，作者的辛酸苦辣可想而知。

　　1982年，面对这迟来的平反，作者感慨万千：“这时，我已是46岁的中年人了，整个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就被葬送。唯一的收获是修炼了三皮，割掉了两个无形的尾巴。”他坐了五年无罪班房，换得了一百元人民币。这让作者不由得想到著名律师张思之的话：“不是恨，抱怨只是一点……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平反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我只是感觉到，我这十五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十五年不是一般的十五年，是三十岁到四十五岁，人生当中最精彩的十五年，可惜得很。”本书主人亦与此相酹。如此大好年华，竟如此蹉跎，更是“可惜得很”……这一幕幕悲喜剧，显然已是一部标准的个人史，又何尝不是微缩版的家国史？

　　当然，这绝非博老个人之悲剧。那一年，风云突变，文化界许多羽翼渐丰、即将展翅高飞的天鹅骤然折翅。著名的文坛“四小天鹅”（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丛维熙），都因此“蹉跎”了二十二年。此后更有数百万知青遭遇了十年甚至更长的“蹉跎岁月”。若非这一拨拨人的一再“蹉跎”，中国学界必定大不一样。

　　《蹉跎坡旧事》的作者自难与“四小天鹅”等人并比，也无法与张贤亮、高尔泰、张一弓等并论；但其遭逢之坎坷、生命之顽健，则庶几近之。更巧的是，他们都生于1936年前后，几乎都是同龄人。当年，他们正二十出头、风华正茂；再回头，却已人到中年。虽说“人到中年万事休”略显夸张，但的确多数人在成才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被岁月“报废”为次品了。正如王瑶所说：“都说耽误了10年，耽误在哪10年，大不一样。我耽误在创造力最旺盛的10年，等到可以重新起步，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天大的遗憾。”蹉跎坡的主人被耽误的二十余年，也正是他本该最有作为的黄金年华。然而，一切皆蹉跎而过。

　　“食”与“书”，“耕读传家”之本

　　“旧事”情节曲折，人物繁多，其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为“食”，二为“书”。“食”管的是肚子，“书”管的是脑子。民以食为天，农民尤其如此。所谓食，系指物质生活和物质需求；所谓书，则关乎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前者对应的是“耕”，后者对应的是“读”，即湘人所崇尚的“耕读传家”。而这又与作者两种身份隐然暗合，一是农人，二是文人。这是两种身份，也就蕴含着两个世界。农人关心的是农事，是耕犁耘耙春播秋种、是衣食住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文人则关乎文事，是科学文化人文艺术、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现实中的蹉跎坡主人，则长期在农人与文人之间转化，他是个有乡下人身份而有文化的人，具农人之身份，怀文人之情怀。他有骨而无傲气，低微而不卑琐，谦抑而不失睿智，处顺境而不张扬，处逆境而不消沉，体现着乡村知识分子的风骨。

　　以言遭逢，“坡主”的确不幸，但在这一批人中又绝非最不幸的，甚至可以说福大命大。这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没有等到拨云见日苦尽甘来的那一天，即便挨到了这一天，也已风华不再，更不可能像沈博爱那样儿孙成群，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如“佳癫子”曾在黑五类中独占其二，被折磨二十多年后终于摘去右派大帽；然而，就在他把酒庆祝，兴尽而归的晚上，竟溺水而亡。沈皆遂则事事不顺，终生“皆不遂”，最后中风而亡。而博老抗击打能力强，身体硬朗，经摔打。他在“右派”摘帽后还能遇到一位相濡以沫的妻子，过相对活络的日子，对长寿的祖母亦能尽孝“厚养”。

　　早年的半生坎坷之后，作者迎来了后几十年的顺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沈博爱终于实现“耕读传家”。而今，博老的子女都已成人成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已不再是农人，而是文化人，继承并光大了蹉跎坡的文脉。

　　农耕文明的挽歌

　　否极泰来，作者也生出无限慰藉。“旧事”最后一章“蓼莪与棠棣”似有“大团圆”之味。其中“棠棣之华”“花萼相辉”两节，尤显对人丁兴旺儿孙争气颇感欣慰。读之，令人倍觉欣悦。然则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问题。正如十年砍柴所说，“故园凋零父辈老”。纵“斯文不断”，也无法改易“故园凋零”之事实。细究之下，今日“乡土中国”实则面临更多的困境和挑战。

　　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人口超过欧美的中国，正在飞速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数亿人口将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乡村迁徙定居到城市。这将是人类经济史、社会史上最重大的历史变迁之一。这个变化在“蹉跎坡”亦有体现。“蹉跎坡”的主人是个乡村知识分子，生长于乡村，长期住在乡村；而其子女都已定居城市，成为大学教授、专家名流。昔湘潭曾有“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情景，而今则是“青壮进城去，收禾童与姑”，时有农地抛荒、甚至荒烟蔓草的情状。随着社会的城镇化和老龄化，农村的空心化和农家的空巢化已成为普遍而严峻的现实。农耕文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甚至衰败。

　　蹉跎坡是几十年来乡土中国急遽嬗变的缩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乡土中国的种种。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乡土，疏离农事农村。而今，于绝大部分“80后”“90后”而言，乡土只是一个日渐生疏模糊的名词而已。今后，“乡土中国”将日渐逊位于“城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将作为一阙旧影，残存于更多人的遥远追忆之中。所幸，此书为我们完整地保留了许多第一手的农事民俗类的素材。如果“蹉跎坡”的故事能够继续，如果还能有“蹉跎坡”的“新事”，那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博老天赋异禀，他有过人的记忆力，这是治史的绝佳条件；富有艺术感觉和灵心悟性，此则从事文艺的先天优势；他又如此精勤，稔熟于自然界，这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良好基础。凭他的资质和心性，只要有适宜的环境，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生物学家或书画家或文史学者，甚至在自然科学、人文艺术多个方面均有成就。可惜造化弄人，他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无端地被打入另册，一下蹉跎廿余年，诸多梦想皆成空。时也命也，奈何如之！

　　所幸的是，“坡主”饱经坎坷而精神犹健，蹉跎坡历经沧桑而文脉不坠。可谓“度尽劫波斯文在”。也许，这正是中华文明活力顽健、饱经千年之沧桑而能赓续至今的又一例证吧？

　　□刘超（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