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韬：提着马灯上讲台

　　《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属“个人史”著述，读来让人唏嘘不已。雨打芭蕉，人多不眠，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青年在武陵山区的暗夜小路上提着马灯上讲台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作者吴国韬，湖北建始人，1942年生。其隔房堂兄吴国桢解放初期被列为国民党“十大战犯”，在国内的族间亲人几无幸免受到牵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命运可想而知。尽管他品学兼优，但在执著地参加了三次高考之后，才醒悟到自己“出身”与大学之间的距离。外交官梦想破灭，命运让他手握锄头，挖坡挑种。1962年，作者被荐为民办教师，在恩施芭蕉乡村里，从乡村民办小学、耕读小学、耕读中学办起，挨家挨户劝学走起，风里雨里十六载。其间生存艰辛和创业艰难，不一而足。

　　一部60至80年代的乡村教育史

　　此前，尚没有一本书能如此客观详尽地记录中国20世纪60-80年代的乡村教育，书里有许多当年的教育现场实景记录，那时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跟40年后我们现在的教育方法理念相比，有不少是值得当下的教育界反思甚至借鉴的内容。比如，那时的教书育人，出发点是由衷地想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使他们能够认字，看书，有文化，能打算盘，学技术，开设的课程也非常有针对性，除了基础学科，还有根据需要自行开设的农技、园艺，简单的化学、物理，完全从学以致用的角度出发。

　　农村学生家贫，交不起学费，老师们冒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为学生创造各种勤工俭学的机会，采杉树种，选茶，挖草药，得到的收益按劳分配给学生，以保证学生能基本以自己的劳动所得完成学业。在功课安排上，也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孩子在家顶半个劳动力的实情，还要响应国家“半耕半读”的号召，如何让孩子们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学到更多的必需的知识，乡村教师们费尽了心血。

　　那时的老师，能够做到“不唯分数是论”，作者写道：“学生中，有一个男生，站在那里，比其他学生要高，让他背书，却直翻白眼，似乎好蠢，好笨，也因此被有的同学笑话。但是，一次走访，到了他家，看见他在编撮箕，编得非常漂亮，这使我十分诧异。当我称赞他心灵手巧时，他的父亲拿出他编的一个小背篓来。这一下使我的眼睛亮了——原来他是这样一个有才艺的娃！”

　　书里也布满因为特殊时代而产生的许多荒唐故事，这些故事常常让我们从里面读到黑色幽默的因子。乡里一位很有才华的谢老师，因其恰好在1949年10月满十八岁，成了政治运动的“晴雨表”。据说，划“分子”是以解放时年满十八岁为界限。因此，他到底是“分子”还是属于“子女”，并没有定论。如果阶级斗争抓得紧，他就可能成为“地主分子”而不让其教书了；如果稍微缓和，他又可能不是“分子”而是属于“子女”，群众又把他请了出来继续教书。

　　一部开荒生存手册

　　如果说在乡间办学是事业的开荒，那作者在土、苗、侗聚居的山乡成家造屋定居，养儿育女，更是生活的开荒。现在年轻人崇尚“荒野生存手册”，本书读来，倒真像一本中国版的荒野生活手册。在那个灾荒饥馑的穷苦大山里，要吃顿饭，得自己从山上伐木砍柴，放捆下山，劈柴烧火；饭得从栽水稻秧苗开始，直到打成谷子，领了谷子还得去舂成了大米才能下锅；菜要自己下地去种，种菜要肥料还需在造屋时打出粪坑以储备养分，更别说浇粪淋菜，斩藤养猪，打猎摸鱼，引水山涧……那才是真的叫人感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生活如此的艰辛，艰辛到让人联想起《鲁滨孙漂流记》，政策上还时不时地制造些人为障碍，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乡里仅有的几台“缝纫机”都收缴了；无论年景是顺是荒，给国家交的任务无论粮、肉，都是一斤半两都不能少的，否则会扣你原本就糊不饱肚的口粮。

　　一部特殊年代普通人的“生活史”

　　作者的父亲，早年上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过北伐，后转行师范，从事教育，但时代让他好好做一个教书先生都不行。审查，隔离，批斗，陪斗，停职，放牛，没有消停的折腾。直到1972年被学校退职，离开学校，来到作者定居的戽口乡村木屋，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作者描写他的父亲在家里喂养两头猪：

　　他（指父亲）给两头猪，都取了名字。他听说，大的那一头，是我在桐麻园买来的，他就叫它“麻园儿”；后买的，小的那头，是从庆阳坝买来的，就叫它“庆阳坝”。可以听到，父亲在给两头猪上课：

　　“你两个，都在一个碗里吃饭，要和气一些。”

　　“麻园儿，你不要占强，你哪门就容不得庆阳坝呢？”

　　“麻园儿，你实在不听话，我就罚你站到一边去；庆阳坝，你莫怕，只管过来吃……”

　　在与猪这样的对话里，却有另一番感慨。作者的父亲那时早已是一位千帆看尽的花甲老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兴亡看饱，经历了才能云淡风轻，见过了才会拈花微笑。

　　上有老，下有小，尽管贫寒，简陋的木屋里终究也平添了许多天伦之乐。爷爷是讲故事的高手，老教书先生，教亦有道，孙辈“为学”的思想大多受自爷爷的巧妙鼓励和引导，再加上作者夫妇本身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孜孜求学的精神（这在书中都有不少的细节故事），作者的三个子女，都相继考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长子还留学加拿大，获人类学博士学位。

　　经历过苦难，写出它们也需要一种勇气。本书对苦难的描写，常伴以作者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让阅读体验不时地从沉重的深渊里轻扬到人间来喘一口气，不由得让人“泪中带笑”。

　　感谢作者将半生心血凝结成百万字书，为我们留下宝贵真实的“那年那月”的个人记忆。让我们读到坚毅，读到乐观，让我们反思，更有勇气面对未来。□施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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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爱给予了父老乡亲

　　吴国韬的女儿吴荞，在读到《雨打芭蕉》的文稿后，对父亲和自己的人生做了思考。

　　虽然我的父亲母亲在那个年代自己承受着时代和家庭带给他们的不幸与磨难，但他们却给予了孩子最好的爱和最好的生长环境。

　　父亲当学生时学业优秀，他的理想是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当一名外交官，然而，十多岁的少年，满怀热情和信心，哪里会知道家庭政治成分注定要带给他命运的翻版呢？因为家族里同一辈的隔房堂兄，赫然名列当时“十大战犯”榜单，所以，整个建始的吴氏家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一政治“运动”都不会落空，家族的人无一不能幸免地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我的父亲在执著地参加了三次高考依然榜上无名之后，才被一个好心人告知，档案上有不利于录取的信息。那时“文革”还没有开始。

　　从“外交官”的理想到手握锄头的现实，这样的落差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需要怎样的心理承受力和适应力呢？从园艺场再到耕读中学、民办教师，最后落户在边远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深山老林中，他们几乎走遍了山区里每一个家有学童的当地人家。

　　父亲的爱不仅给予了自己的子女，更给予了当地的父老乡亲，他们原本自称世世代代“拿挖锄笔”，但终于，他们一直教到七年级（相当于初二）的戽口学生，考取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三年之后，又考到大连海运学院，从此航行在全世界的大洋上。相继，又有学生陆续有考上师范学院、各种专科学校、技术学校，现在，从戽口出来的人，不乏教师、公务员、企业家、技术工人……

　　我更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样强大的能力，在我的记忆中，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坚定自信、尽善尽美，他教书，当校长，他拉二胡、弹手风琴，他集邮，他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他也挑粪种蔬菜、栽果苗、种山花、引水路；他上山打柴、他打到猎物还可以自己宰杀，然后在灶房做出色香诱人的山珍野味；在家里，他是厨师、家庭教师、交通运输员、“吹气球者”，他也是电工、水工、瓦工、心理医生……

　　现在，有幸读到父亲将几十年的札记整理成的文稿，我终于知道了，父亲的能量从何而来——当你经历过从开荒、造屋、打柴、喂猪、种菜、引水、打灶、砍木料、做家具这一系列原始生存手段；当你经历过拿锄头、办耕读、当民办、挨家挨户找学生这一系列原始事业开荒，你就会知道，生活，没有什么能难倒你。

　　从父亲的文字中，我更看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生命，无论命运或时代怎样对待它，我们都要以自己最大的热情、自信、坚定和乐观，来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最有意义，因为生命，是说给自己的诺言。

　　□吴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