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改革亲历者的激情岁月

　　11月8日，新京报推出《改革再出发》特刊，聚焦改革，选取了十位改革者，他们以不同身份和方式见证了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进程。他们或是参加历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列席者，或是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者。不管是作为改革的参与者，还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声音都值得铭记，因为这些昭示着改革的足迹。

　　感受老知识分子的学识风骨

　　我采访的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原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和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原北大校长陈佳洱。

　　怀着忐忑的心情给王学珍老先生和陈佳洱老先生打电话，87岁的王学珍老先生说：“30年前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不过如果对你的工作有帮助，那我们就聊聊吧。”之前无数次被拒绝的心顿时温暖了。

　　老先生回忆激情岁月

　　与王学珍老先生的访谈是在他家中进行的，老先生酷爱书法，客厅中有一幅“上善若水”的书法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老先生的性情也像水一样，温和、谦虚，他说话很慢，不时陷入回忆中，然后笑着对我说：“抱歉啊，有点记不清楚了，让我想一想。”但他回答的内容很严谨、切中要害。

　　但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改革者吗？如果要你送现在的改革者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时老先生动情了，他回忆起1948年在北大读书时参加地下党工作，革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的同学有被抓进牢房、牺牲的。他说：“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2月4日，北京2000多名地下党员首次在宣武门内的北大四院礼堂开会师大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开完会半夜了，我和同伴从宣武门走回红楼，穿着单薄的棉衣，瑟瑟寒风，我心中很暖：想着以后就好了，可以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了。”说到此处，老先生眼睛闪着亮光，仿佛又回到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

　　然后他的笑容消失了，用低沉的声音说：“却没想到此后国家经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多次折腾，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送给现在的改革者一句话：少点折腾，多干实事，坚定信念，要有信心、耐心、恒心，勇于面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

　　亲和的老校长

　　陈佳洱院士正在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采访是在大会间隙进行的。他笑容满面，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

　　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非常随和、谦逊。在北大还流传着陈佳洱先生的一个故事，陈佳洱老先生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有一次学校停电了，陈佳洱亲自到配电室去找工友，工友不认识陈佳洱，问：“你是哪个？”陈佳洱担任校长，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做实验。退休后他仍然指导博士生，学生们经常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校长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在学校穿过。

　　陈佳洱老先生身体微恙，院士大会从早上8点半进行到下午6点，看得出来他很疲惫，但他很认真地回答问题。谈到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滔滔不绝；谈到他推进的北大百年校庆和“985计划”，他很兴奋；谈到科学界存在的科研人员跑关系、跑项目的不正之风，他痛心疾首。

　　最后定稿，陈佳洱老先生逐字逐句修改，把用得不当的标点符号都修正过来，看到密密麻麻修改的痕迹，我对老先生严谨的工作风格肃然起敬。老先生很谦逊地在改稿后写道：“请××同志再次审阅并斧正。”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学识风骨、对晚辈的呵护令我感动。

　　□萧辉（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11月8日发表《改革者说——王学珍：少些折腾 多干实事》、《改革者说——陈佳洱：科技改革 诺奖水到渠成》）

　　改革者们也在变化

　　很多人会把1979年的那次会议作为中国改革开始的一个标志，其实在此之前，某些曾经被“禁止”的事物已经发生了松动，改革已经开始，比如发生在中国西南边、比小岗村更早的承包制，比如城市里的经济建设。

　　在亲历者陈福汉（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曾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和林丽韫（中共第十届至第十五届中央委员，著名社会活动家，翻译家）的讲述里，我们能更具象地去理解改革的过程和意义。

　　前者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涌现的一群特殊人物——工农兵代表，他们大多在自己工作的领域有卓越的表现，成为中央委员，在改革过后，悄然转身；后者则从北大毕业后直接踏入国家机关，以“局内人”的眼光目睹并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变化。

　　陈福汉描述改革前农村的状态，特意提及了一个故事，他因家贫辍学，年轻的女老师从城市去农村找他回去上学，站在村口，卷起的黄沙弄乱了她的头发，她连连感慨，农村原来这样穷。

　　在林丽韫的讲述里，也有一个例子让我忍俊不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她在廊坊挂职任地委副书记时，当地机关食堂为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包子，包子发得大，却不扛饿。吃惯玉米贴饼子的林丽韫第一次吞下两个包子和一碗玉米粥后，下午开会时，已经饿得冷汗直流了。

　　我们能从这些微小的事例里捕捉当时中国的状态，同时也会明白，这些事例现在几乎不可能再次重现。

　　改革后，变化的不止是中国，改革者们也有了变化。

　　林丽韫已经80岁，仍然担任一些协会的顾问或是理事长，四处奔走，精神矍铄；陈福汉则在10年前退休，弄孙为乐，生活低调安静。

　　曾经的改革者们，因缘际遇不同，也各自走向了人生的不同方向。

　　但相同的是，他们仍然都关注时事，关注改革的方向。陈福汉每天的“工作”是将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遍，他甚至贴简报，集结成册；林丽韫的日程里必然有一项是看新闻，从NHK的日语新闻到央视的焦点访谈，一个不落。

　　在采访中，两位老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反腐。他们对反腐仍然抱有期待，希望力度更强。

　　□朱柳笛（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11月8日发表《改革者说——陈福汉：希望反腐能坚持到底》、《改革者说——林丽韫：民营经济要照顾到》）

　　邢燕子：改革的别致注脚

　　相比而言，我是比较幸运的。在被一个又一个老领导无情拒绝了采访要求之后，12届中央委员名单的一角里，发现了邢燕子的名字。

　　邢燕子是谁？

　　邢燕子是知青一代的代表人物，凭借着战天斗地的勇气和意念，在特殊的年代里，邢燕子经由报刊电台的传播，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政治领域，特殊的时代背景推着这位朴实的劳动者当上河北省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务，并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当选第10至12届中央委员。

　　当然，待到燥热的时代情绪平息，邢燕子身上的光环也迅速退去。因为这个背景，加上亲历了多次三中全会，她的视角倒也是改革起步、蓄力的年月别致的注脚。

　　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邢燕子说自己有一阵挺失落。作为一个城市青年，邢燕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选择投身农村，她说那是“时代的感召”。所以开会的时候听到国家改革重心要转移，邢燕子心里嘀咕，一个时代要结束了。

　　或许是长期投身农村工作的缘故，邢燕子是特别真诚的受访者，她拒绝否定她的青春岁月，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不过在采访中，她很真诚地回忆起，年轻的时候改造一块海边的盐碱地，就靠意志，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效果也不一定好。但是年轻的时候哪懂这个道理，只觉得热情能够改变一切。

　　关于改革，邢燕子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意念和热情解决不了什么，改革要靠科学和行动。

　　邢燕子也把自己定义为改革者，她说正是有了她们那个时代，才有了后来的经验教训，提醒着后来人改革需要更科学的谋篇布局。

　　她依然关注农村生活，也说了很多自己的忧虑。她担心城市解决不了大批进城务工人员的生计，担心农村凋敝及农民利益受损，她说未来的改革应该更好地推进公平，城市发展不能靠榨取农村来实现。

　　时间矫饰了一切虚妄，留给后代人一个真诚的受访者，采访结束返京的路上，我这么想。

　　改革是个宏大的命题，但是道理总是一样的。30多年的改革之路，时间既向邢燕子们也向一代代的后来者，证明着一切，这其中有鼓舞人心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这两者都该是国家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所在。

　　□卢美慧（深度报道部记者，11月8日发表《邢燕子：农村和城市公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