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邸制利于遏制领导干部住房腐败

　　【看点】

　　《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探索实行官邸制。

　　■ 名词解释

　　官邸产权归国家所有

　　什么是“官邸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官邸制总而言之，就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的任期内的住所。住所产权是国家的，官员本人只有任期内的使用权，任期届满须无条件退房。

　　背景 “摆在大街上的腐败”难防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的背景是什么？

　　上月，全国政协在广东专题调研“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时，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欧卫东建议搞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大普查，他坦言“这样做很难，还会得罪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全国“房调”之所以难而且得罪人，关键原因就在于领导干部的三大腐败之一“摆在大街上的腐败”即住房腐败。

　　监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全国查处违反规定多占住房、买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党员干部2349人，涉及住房6398套。

　　此外，近年来多名贪官落马时，查出巨额房产。例如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84套房产，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上海市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有房产30套，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卫红有房产23套……

　　许耀桐说，1994年房改后，如何解决领导干部住房，就成为一大难题，“我国领导干部经常会异地调动，不可能每到一个新工作地点，就买一套房子，所以高级领导干部的住房一般还是实行福利分配，由此，一些单位和一些人就找到权力寻租的空间”。

　　探索 官邸制2000年现雏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说，国家早已意识到干部住房腐败问题。早在2000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曾下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其中明确了省部级干部的住房规格和货币分房的要件，某种程度上，该文件已有官邸制的雏形，“对于治理住房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领导干部异地调动比较频繁，所以住房腐败风没有彻底刹住”。

　　汪玉凯曾就房改后的住房腐败做过调研，他认为大约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有部分领导干部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名义，多建多占住房；其后，一些领导干部以职权影响市场差价，低价“团购”住房；目前，已有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造“官员别墅”。“例如《人民日报》2008年曾报道，广西柳州的柳江东岸，专为市四大班子领导建了高档住宅小区，每套300多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仅相当于周边房价的一半”。

　　“不论是哪个阶段，从领导干部在住房问题上腐败的发展过程看，市场和权力勾结似乎一直存在”，汪玉凯说。

　　实施官邸制有什么好处？

　　专家认为，“官邸制”在发达国家实行多年，实践表明该项举措可有效制约住房腐败。许耀桐表示，目前我国官员住房体制固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探索实行官邸制，能避免资源浪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谈到，官邸制有助于规范领导干部住房问题。汪玉凯则表示，建立“官邸制”作为政府自身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助于遏制领导干部住房腐败。

　　实施 须先清理领导干部现有住房

　　专家认为，实行“官邸制”须具备两个前提：清理领导干部现有住房，摸清底数；建立领导干部住房公开制度，引入群众监督。“首先要大张旗鼓地清理领导干部的现有住房”，汪玉凯说，目前，干部住房腐败形式既复杂又广泛，只有摸清底数，才能分类解决，“清理的一个标准就是，对多占住房的，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一方面要按市场租金标准，加倍房租；另一方面就是纪检监察出面，建立住房腐败问责制度，对逾期不退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汪玉凯认为，“官邸制”的推行，依赖干部住房制度是否公开，“要制定并向社会公开不同级别领导干部的住房标准；同时，在建立干部住房状况定期检查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公开干部购置、建造、交易、租赁住房的实际状况及其资金来源等相关信息，保障群众对干部住房的知情权，只有引入群众监督，‘官邸制’才不会走过场”。

　　“官邸制”对我国而言还是全新事物。专家学者们认为，四项配套制度亟待建立：“官邸”的建造标准和资金来源；“官邸”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关系；违规违纪责任；“官邸制”的主体资格和条件，即“官邸制”适用到哪一级行政级别？

　　“哪些级别的干部，可以拥有官邸，这需要仔细调研”，许耀桐说，美国等国家的官邸，只适用于国家元首和州长，“在这些国家，官邸不仅仅是官员的住所，同时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公务场所，官员们在官邸举行宴会等招待活动”。他认为，我国官邸制的主体资格应严格限定，“只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官员，如果数量多了，一方面国家财政负担不起，另一方面又会形成‘特权’的象征”。

　　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