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潮里外交难

　　■ 突破宿命（21）

　　甲午战争后，在俄国和德国主导下，一股“黄祸论”席卷欧洲。当时的德俄战略家认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合纵连横开始在东西方之间上演。

　　俄国人和德国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化中日。此时正沉浸在悲痛和屈辱中的中国，很需要得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在俄德法三国干预下，日本被迫吐出了已经割走的辽东半岛。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只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

　　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中俄两国上演了一出“典礼搭台、盟约唱戏”的戏码。在中央的直接遥控下，李鸿章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共同对日。随后，李鸿章出访德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最高礼遇。而同时访问柏林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则备受冷落。

　　李鸿章本人其实很清楚，笑脸相迎的背后，都无非是“合纵连横”，他在奏折中指出：“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 而所谓的“黄祸论”，只不过是国际公关和舆论动员的一种工具而已。

　　尽管俄国和德国似乎成功地在中日之间打进了楔子，但这两家随即急不可耐地对大清露出了凶相，反而又推动了中日这对黄种兄弟重归旧好。

　　1897年，德国人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俄国则援引《中俄密约》，借口保护中国，派军舰进入了旅顺大连，却并不帮助中国驱除德国人，相反却在此流连忘返。其实，这是俄国主导的一出双簧，先满足德国人的饥饿感，然后自己捞取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出海口旅大军港。在俄国人的怂恿下，德国以武力强租青岛，俄国随后便表示，为了抗衡德国、保障中国和俄国的共同安全，俄国也必须租用旅顺军港。至此，大清国才发现本以为能联手抗日的俄国，其实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的敌人。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也在列强中开始。

　　对德、俄的失望与愤恨之余，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立即开始升温，在甲午战争刺激下蓬勃兴起的改革要求，也越来越明晰地提出了“学习日本好榜样”的思路。日本则在取得甲午战争的巨大胜利后，在嫉妒和怀疑的目光中，遭到了国际的普遍孤立，即使面对着三国干涉还辽的“国耻”，日本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开始卧薪尝胆，将俄国作为下一个主要假想敌。中日这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发现了对方是如此可爱的“欢喜冤家”，关系迅速好转。

　　中日两军率先建立了互访机制，日本军事代表团随即访问了长江流域各省，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经认为联俄拒日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的张之洞，这次附和了日本人的观点：“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中国）东（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

　　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全面进入为期十年的蜜月期，“日本热”和“清国热”分别在两国兴起，双方都有人参与谋划中日结盟甚至“合邦”。而外交上左右摇摆的中国，也将在十年后迎来更为巨大的失望。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