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和谐近百年

　　■ 突破宿命（22）

　　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他初版于1896年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是中国，而非日本，激发了哥伦布的想象力，使他掉转船头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谁敢肯定，美国在华利益，现在的和潜在的，无非是一种情感？难道情感就不能推动物质吗？”

　　美国独立次年（1784），为摆脱英国对其经济的强力束缚，派遣“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帆船，开通纽约到广州的贸易航线。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在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受林肯总统委派，出任此职。蒲安臣大力推行与中国协商与合作的政策， 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这令大清国上下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美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信赖的洋兄弟，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在此后中国所经历的历次外交风波乃至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成为中国首选的调停人。总理衙门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评价说：“米夷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薛福成则认为：“方今有约之国，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

　　甚至，中国政府在1867年聘请刚刚卸任的蒲安臣，“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大清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进行条约修订的谈判。聘请外国人充当特使，中国外交的这一创举一度引发世界高度关注。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被梁启超称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维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了条约，奠定了今后近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和谐基调。

　　1870年和1879年，刚刚卸任的前国务卿西华德及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分别到访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或元首，受到热烈欢迎。丁韪良认为，美国人能在中国受欢迎，“并非我们更好，而是遥远的位置、政府的形式以及广袤的领土使我们摆脱了诱惑……这个国家（美国）遥不可及，排除了图谋中国领土的疑虑，它与其他列强如此隔绝，所以免于纠缠，而且它开明强大，足以赢得尊敬。”

　　开端于“蒲安臣条约”的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思路，一直贯穿在美国对华关系的思路之中。中美两国相当亲密，1909年时甚至还谋划组成中美德三国同盟，虽然流产，但中美军事交流加深，美国向中国全面供应军火。

　　和谐、稳定的中美关系，令内忧外患中的大清国，多少能看到一些国际政治阳光的一面。对美外交，因此成为大清国相对最不需头疼的国际事务。此后近半个世纪，“亲美”一直都是中国主流，对几代人的国际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