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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转型的思想扳道工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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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政治经济文化论说》
作者:何卓恩
版本:九州出版社2013年4月
定价:38.00元
聂华苓眼中的殷海光,个性卓绝、精神自由,令人崇敬向往,亦是爱花爱人,温暖如斯。扫一扫,即可阅读这篇著名的散文。
徐复观(1903-1982)
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黄泥嘴徐塆凤凤形湾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为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著有《两汉思想史》三卷,《学术与政治(甲、乙集)》、《徐复观杂文》六集、《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集、《石涛之一研究》等。
《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作者:何卓恩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
该书是大陆研究殷海光生平和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作者的代表作。在该书中,作者把殷海光放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中,细致地梳理和解释了殷海光思想转型的原因和意义。对于了解台湾思想转型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转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朱云汉 等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12月
本书为海峡两岸十余位重量级学者讨论台湾民主转型的论文集,具体议题涉及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政商关系与公民社会、民主选举与政党竞争、网络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等等。难得的是这个论文集有清晰的现实关怀,许多作者都在关心可以向台湾学习什么,应避免什么陷阱。
殷海光(1919-1969)
本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台湾地区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现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夏道平(1907-1995)
湖北省大冶县人,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政论家,一生以倡导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为职志,他的文字让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从理想与信念的层次,大大提升到完整与严谨的学术体系。与此同时,夏道平也是一个杰出的翻译家。如果按照著述的类型观察,他一生最主要的著述成就,是他以数十年心力,在华人世界第一个(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系统翻译了现代市场经济经典名著。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有太强的道德关怀,用世心太切。又因为资源往往集中掌握在权力手中,知识分子为了推行自己所理解的“道”,千方百计争取权力的支持,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走得太近,纠缠太深,本为“得君行道”,结果却往往是“得君失道”。

  □书评人 张洪彬

  我们对台湾实在很难称得上真正的了解,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象出民主、开放的“民国范”,并延伸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时段。这样的想象背后,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为不喜欢A而竭力美化与其对立的B。

  要了解台湾转型的思想渊源,何卓恩教授的近著《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教授长期从事台湾政治转型的思想史研究,先前出版过《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威权体制下的民主考验》,掌握了大量相关材料,对这一段历史有较为全面、整体的把握。作者此次出版的《自由主义的新遗产》一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949年后台湾思想史上的几个重要的人物:殷海光、夏道平和徐复观。

  三位人物的籍贯都是湖北,在台湾他们都算“外省人”,都是不受蒋介石政权待见的人。三位的思想分别代表转型时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他们从不同的思想进路论证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们与其他诸如张佛泉、周德伟、雷震等学者一起,就像扳道工一样,共同促成了台湾思想的转轨,为台湾政治局面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转型:从主义走向人性

  促成思想转型的人物,自身也经历了复杂的思想转变。以自由主义斗士著称的殷海光,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一员健将,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忠实拥趸,对蒋介石也一度甚是崇拜。但是,随着政治局势变化,世界思潮转移,殷海光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重压之下,殷海光的思想重心转移到民权主义,并最终逸出三民主义的拘限,服膺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殷海光的思想历程并非孤例,雷震、傅正等人亦是如此。

  夏道平这位以“自由经济的传道者”闻名的学人,对市场经济、经济自由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的计划经济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对比使许多人对计划经济都很有兴趣和好感,夏道平在当时接受的教育就是当时甚为流行的计划经济。到台湾之后,因为受哈耶克、米塞斯的影响,以及实际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夏道平对经济管制才发生了严重的质疑,并建立起对市场秩序和市民社会的信心。

  出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点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格格不入,儒学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专制权力的帮凶,因而应该全盘抛弃,转而接受西方的现代文化。《自由中国》时代的殷海光、张佛泉,以及后来的李敖等人仍然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西方的文化传统为背景和基础的,而中国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因而全盘西化论虽然简单却不可行,民主政治很难真正深入人心。而且对于民族文化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来说,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实在难以接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力图打破这种思维预设,并把民主自由嫁接到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上。徐复观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认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主要是法家而非儒家,儒学中与现代价值不相容的是一些低层次的思想要素,而儒学的精华即儒学中的高层次思想与现代价值则是相容的,因而可以实现中西交融。与许多维护传统文化的人不同,他坦承儒学中有许多要素需要现代批判来加以激活和扬弃。

  失败的辩论:用世心太切

  正是因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的分歧,殷海光担任主笔的《自由中国》和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虽都以民主自由为鹄的,且都以反极权为旗号,但是在如何达至民主自由这个共同目标的途径问题上分歧甚大。这场论战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儒学论战的一次集中呈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出地表现出中国现代思想论战的缺点:这些论战中出现了大量非关学理的成分,如诛心之论、人身攻击。

  殷海光深恶新儒家论说中的形而上学色彩,斥之为“鬼话”,“道学余毒未尽,回光返照”,指责儒学是专制势力的帮凶,“互相导演,互为表里,彼此构煽”。而徐复观则斥对手为“文化暴徒”,说对手“叫嚣、辱骂、戴帽子、放冷箭”,“恶毒而下流”,“精神不正常的人”,“自虐狂”。双方都义愤填膺,指责对手的学说为极权张目,学理论辩被道德批判所干扰。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论辩模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甚为常见,古代有,现代有,当代还有。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有太强的道德关怀,用世心太切。又因为资源往往集中掌握在权力手中,知识分子为了推行自己所理解的“道”,千方百计争取权力的支持,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走得太近,纠缠太深,本为“得君行道”,结果却往往是 “得君失道”。太强的道德关怀可以产生“正气凛然”、“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和道德文章,却很难发展出思考深入、推理严密的巨著,尤其无助于养成智识上的谦卑和对异己的宽容。这样的教训,我以为当下中国尤需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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