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望到希望：春桃陈桂棣的探寻之路

　　“救救孩子”，不只是春桃的呼声，也是当下千万个母亲和家庭的困惑。打开报纸、网络，学生因不堪压力而自杀、出走的新闻比比皆是。小明的经历也许不算极端，但正如中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袁振国读了《南下北上求学记》一书后，让他“很有感触”，认为“书中主人公小明的求学经历是我国教育体制现状的一个缩影。”

　　对学校应试教育的批判与呈现，春桃夫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教育的问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要学校教育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客观、不合理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因素都渗透到教育中，政府、家长、学生的需求都作用于学校。”北大教授郑也夫在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中如此写道。在《南下北上求学记》中，学生与老师，学校与家庭，家教与父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放大镜下一一呈现。

　　几位看过书的教育专家，包括春桃夫妇的朋友，在思考教育体制之弊外，更多地分析了春桃夫妇家庭教育上的得失。春桃夫妇也在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反思。除了对应试教育的惯常叩问，也许我们还要对父母，对家庭教育，做出多角度的解读和思考。

　　写作缘由 “替家长喊一嗓子”

　　春桃夫妇本来想写一个留守儿童题材的作品，但这样宏观的题材，需要大量的采访。由于之前《中国农民调查》的调查采访，忽视了儿子的教育陪伴，留下了一些后遗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

　　但是儿子的经历，却深深触动了春桃。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中国70%的孩子都在地级市以下成长。春桃觉得，从一个小的角度，从自己的儿子开始，再到周围的一群孩子，是能够反映一些真实的教育现状的。

　　从2009年开始，春桃便有心地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夫妇俩在调查中发现，与农民和案件的调查不一样，教育问题没人跟他们反映。所有的家长都一肚子苦水，却只能背后讲讲，绝对不同意采用，因为一写出来，在那个地方就无法生存了。“为了我的孩子，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家长们这样要求。而体制内的老师们，则更不敢将“家丑”外扬。

　　“所以我想，咱们替农民喊一嗓子，现在替家长喊一嗓子，为什么家长要背后讲，一整套的，愤怒的，听说咱们要写出来，马上脸色就变了？”陈桂棣感到困惑。

　　“我真是一次次去抗争，抗争到最后，等于是我去拿石头砸棉花，反响都没有。平时再大的事，调查案子，或者省委对我们调查，我都能够找到方法去处理，但是这个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春桃觉得自己真是成了堂吉诃德。

　　将自己这些“不光彩的”、隐私的故事写出来付梓出版，春桃夫妇的几个朋友都反对，觉得这有损两位作家的形象。但春桃夫妇认为，必须放低身价看自己的遭遇，“现身说法，是要让大家有所启发，必须对家长、对学校有所冲击。”

　　陈桂棣称他想借助这本书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

　　“现在我们的教育，三句话就概括了：以灌输为手段，以应试为中心，以剥夺学生的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的这样一种体制。”陈桂棣总结他对中国教育的观察认识。

　　对于小明厌学的原因，春桃觉得有几个，首先是老师的素质太低，缺乏爱心，用惩罚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第二是学生负担太重，正如《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的:“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

　　关于真实 不写腐败讲不清楚问题

　　写作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客观真实。《当代》杂志副主编周昌义是春桃夫妇多年的好友，当年甘冒丢饭碗的风险，发表了《中国农民调查》，但是这一次，他对此书的出版却持反对意见。他看了初稿后觉得，这个题材涉及私人领域，个人恩怨扯不清会减弱批判性。

　　作为严谨的调查报告写作者，陈桂棣强调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合理想象”。除了将萍乡的地名改成了萍城，所有孩子与老师均使用了化名。对于使用化名，他们有一个经验教训，之前的《中国农民调查》写出了一位官员的名字，这位官员与他们打了很久的官司，虽然最终这位官员败诉。但书中另一位行径更为恶劣的官员，因为没有点名，就装聋作哑没有找麻烦。如果当年他们的《中国农民调查》有一点细节不实，官司就可能输掉。孩子们使用化名，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对于书中那位打骂孩子的20多岁的班主任，春桃称也不想一棍子打死。

　　初稿写出后，他们将稿子发给了书中的“南门小学”的好多老师审稿，以核实细节。书中记录了一次南门小学的集体大罢课，最终老师们取得了胜利，赶走了腐败的女校长。图书公司曾建议删掉这一段，春桃夫妇坚决要求保留，如果删掉就不出了。但是，对于这位女校长更多的腐败行径，后台背景及前因后果，书中并未做更多的披露。“如果出来在萍乡绝对炸了，但是没人敢站出来（作证）。”陈桂棣称，书中披露出的事情只有三四成，老师们说他们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我开始还不想写腐败，我觉得写腐败，好像又落到俗套上去了，但是不写，讲不清楚问题。”春桃称，因为腐败，大批不够格的人调到学校去当老师，造成老师的整体素质急剧下滑，让很多的孩子成了牺牲品。

　　自身反思 “必须把我的孩子当成普通的孩子”

　　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夫妇俩出国时便经常考察当地的教育，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德国。德国的孩子没有上小学之前，不允许教孩子认字计算，就教他们怎么玩，通过游戏来培养勇敢精神和沟通交际能力。不许进行学前教育写进了宪法。

　　他们记得一次参观当地的小学三年级课堂，一个班只有十四个学生，每班还配有手工室、图书室、电脑室。有一堂课是在一个大院子里，老师坐在榕树下的秋千上，晃悠着给孩子们讲德国民间故事，小朋友们坐在石墩子、木墩子上听。快乐地学习，就是孩子最好的学习方法。

　　春桃夫妇曾想让小明回到合肥，但了解了一下，江西每年考生30多万，安徽是50多万，那里的老师管得更严，学生负担更重。出问题的是学校，搬到哪里去能解决问题呢？

　　现实如此，无处可逃，只能依赖自己了。春桃夫妇阅读了大量的教育书籍，并进行了大量反思，最关键的一条是：“必须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的孩子”（春桃语）。

　　春桃向记者推荐了一本2002年出版的《我平庸，我快乐》，作者署名为周洪，其实就是朋友周昌义。周昌义在书中记录了女儿从出生到中学的种种趣事，运用他的“平庸快乐教育法”，极力让女儿从应试教育压力下解脱出来，充分享受成长的快乐。春桃称，周昌义不去考虑上重点学校，孩子遇到问题，让她自己去思考解决。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人，周昌义的好多同事受其影响，没有让孩子上重点小学，现在一个个都很好。

　　“我看这本书看得太迟了，我是大概（小明）六年级时才看。”春桃感到遗憾。

　　陈桂棣称通过这次的书写，总结了两大教训，第一是望子成龙，期望值太高；第二，替孩子安排未来，给他转了三次学，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到北京后，夫妇俩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什么事情都要征求小明的意见。

　　小明如今在北京一所民办中学里上初三。这所学校里的孩子大多会在高中后出国，不参加高考，学业并不繁重，业余时间还经常组织义卖、辩论之类的活动。

　　小明酷爱画画，春桃为他请了一位美术家教，一周上四次美术课，小明可以坐着一动不动画够三小时。家里客厅的画架上，摆着小明的人物素描作品。春桃拿出一些小明的画，包括小学时候画的各式枪与战士，线条精细，立体感、空间感极强。因为最近爱看《明朝那些事》与《鬼吹灯》，他还画了书中的场景。

　　年初，陈桂棣夫妇带着小明去日本开会。小明没事就在旁边画画，一位日本教授看了后赞叹不已，劝小明留下来进修。

　　对于小明以后想初中毕业直接报考美术学校的想法，夫妇俩表示将尊重小明的选择。

　　“当我们对中国应试教育已经绝望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见识为孩子寻找成长的出路。孩子有什么想法，我们会坚决支持。”陈桂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