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转型的思想扳道工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有太强的道德关怀，用世心太切。又因为资源往往集中掌握在权力手中，知识分子为了推行自己所理解的“道”，千方百计争取权力的支持，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走得太近，纠缠太深，本为“得君行道”，结果却往往是“得君失道”。

　　□书评人 张洪彬

　　我们对台湾实在很难称得上真正的了解，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象出民主、开放的“民国范”，并延伸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时段。这样的想象背后，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为不喜欢A而竭力美化与其对立的B。

　　要了解台湾转型的思想渊源，何卓恩教授的近著《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教授长期从事台湾政治转型的思想史研究，先前出版过《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威权体制下的民主考验》，掌握了大量相关材料，对这一段历史有较为全面、整体的把握。作者此次出版的《自由主义的新遗产》一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949年后台湾思想史上的几个重要的人物：殷海光、夏道平和徐复观。

　　三位人物的籍贯都是湖北，在台湾他们都算“外省人”，都是不受蒋介石政权待见的人。三位的思想分别代表转型时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他们从不同的思想进路论证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们与其他诸如张佛泉、周德伟、雷震等学者一起，就像扳道工一样，共同促成了台湾思想的转轨，为台湾政治局面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思想转型：从主义走向人性

　　促成思想转型的人物，自身也经历了复杂的思想转变。以自由主义斗士著称的殷海光，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一员健将，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忠实拥趸，对蒋介石也一度甚是崇拜。但是，随着政治局势变化，世界思潮转移，殷海光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重压之下，殷海光的思想重心转移到民权主义，并最终逸出三民主义的拘限，服膺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殷海光的思想历程并非孤例，雷震、傅正等人亦是如此。

　　夏道平这位以“自由经济的传道者”闻名的学人，对市场经济、经济自由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的计划经济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对比使许多人对计划经济都很有兴趣和好感，夏道平在当时接受的教育就是当时甚为流行的计划经济。到台湾之后，因为受哈耶克、米塞斯的影响，以及实际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夏道平对经济管制才发生了严重的质疑，并建立起对市场秩序和市民社会的信心。

　　出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点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格格不入，儒学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专制权力的帮凶，因而应该全盘抛弃，转而接受西方的现代文化。《自由中国》时代的殷海光、张佛泉，以及后来的李敖等人仍然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西方的文化传统为背景和基础的，而中国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因而全盘西化论虽然简单却不可行，民主政治很难真正深入人心。而且对于民族文化有强烈情感认同的人来说，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实在难以接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力图打破这种思维预设，并把民主自由嫁接到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上。徐复观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认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主要是法家而非儒家，儒学中与现代价值不相容的是一些低层次的思想要素，而儒学的精华即儒学中的高层次思想与现代价值则是相容的，因而可以实现中西交融。与许多维护传统文化的人不同，他坦承儒学中有许多要素需要现代批判来加以激活和扬弃。

　　失败的辩论：用世心太切

　　正是因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的分歧，殷海光担任主笔的《自由中国》和徐复观主编的《民主评论》，虽都以民主自由为鹄的，且都以反极权为旗号，但是在如何达至民主自由这个共同目标的途径问题上分歧甚大。这场论战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儒学论战的一次集中呈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出地表现出中国现代思想论战的缺点：这些论战中出现了大量非关学理的成分，如诛心之论、人身攻击。

　　殷海光深恶新儒家论说中的形而上学色彩，斥之为“鬼话”，“道学余毒未尽，回光返照”，指责儒学是专制势力的帮凶，“互相导演，互为表里，彼此构煽”。而徐复观则斥对手为“文化暴徒”，说对手“叫嚣、辱骂、戴帽子、放冷箭”，“恶毒而下流”，“精神不正常的人”，“自虐狂”。双方都义愤填膺，指责对手的学说为极权张目，学理论辩被道德批判所干扰。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论辩模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甚为常见，古代有，现代有，当代还有。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有太强的道德关怀，用世心太切。又因为资源往往集中掌握在权力手中，知识分子为了推行自己所理解的“道”，千方百计争取权力的支持，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走得太近，纠缠太深，本为“得君行道”，结果却往往是 “得君失道”。太强的道德关怀可以产生“正气凛然”、“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和道德文章，却很难发展出思考深入、推理严密的巨著，尤其无助于养成智识上的谦卑和对异己的宽容。这样的教训，我以为当下中国尤需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