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权力清单，放权、分权、限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那么，通过《决定》，能否勾勒出一个明晰的“权力清单”，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京报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新京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多时候主动权在政府手里，从《决定》看，你认为释放了那些信号？

　　迟福林：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此次《决定》的最新表述，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释放了两个重要的信号：一是坚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市场体系改革等，都需要在这个方向下推进。

　　二是明确了政府改革的路线，不再是简单强调审批数量的多少，而是强调规范政府权力，该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该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该属于中央的收归中央，该属于地方的下放给地方。

　　新京报：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和市场领域的负面清单属于什么关系？

　　迟福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权力清单是从政府角度看，明确政府应该干什么，限制政府在清单以外的权力，并把清单以内的事做好；负面清单是从企业角度看，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稳定企业预期并且最大限度地拓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制定权力清单，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制定负面清单，也是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的前提和基础。

　　在《决定》中，“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不再审批”“简政放权”这样的字眼并不少见，都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规范。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尽快转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尽快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

　　新京报：你希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格局”？

　　迟福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形成市场主导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格局，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的有限作用。为此要完善市场体系，形成资源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体制机制。

　　二是形成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的新格局。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把扩大投资建立在消费主导投资转型的基础上，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三是形成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新格局。国有资本要加大公益性投资，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

　　四是形成地方政府层面建设公共服务政府的新格局，转变竞争性地方政府格局。

　　这四个新格局形成，才能说告别了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

　　新京报：权力清单制度背后的执政脉络是什么？

　　迟福林：首先是阳光政府，尤其是财政预决算的公开，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开性；其次是对政府行为的治理，包括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再次是强调权力的相互协调和制约；最后是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关键是在《决定》的基础之上，尽快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新京报：行动方案具体指什么？

　　迟福林：《决定》中明确指出“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在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等方面一一明确。

　　在权力清单上，我归纳为六个字：放权、分权和限权。

　　放权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分权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在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相互协调的格局；限权就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的结合，这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根本之道。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