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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改革形势分析会;专家建议民生保障方面可放权地方政府

“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要收权集权”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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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讯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顺事权关系”。

  有人提出,财税体制改革想要收权。

  前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专家学者都表示,这种观点是误读。

  “适度集中财权,要防止‘诸侯’”

  “我认为这是坚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不能动摇,这不是收权集权”,倪红日说,《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在财力上中央要掌握45%到50%左右,然后实行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这种体制是不会变的,这不叫收权。中国这么大,如果是1994年以前的状况,在财政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持续下去,我个人认为很危险”。

  她强调说,大多数国家也采用相同的做法,“中央都是要控制45%、50%,有的国家是60%、70%的财力”。

  刘克崮参与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他也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绝对要防止‘诸侯’,一定要适度的集中,维持国家的统一。”

  曹远征说,《决定》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即“分税不变,税率不变,制度进一步完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第二步方案,“这个制度本世纪初就应开始推,那时候推,至少现在土地财政问题不会这么突出”。

  民生保障衣食住行可放权地方政府

  对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出现的问题,倪红日分析说,“问题是出在转移支付方式,还有中央各个部委在前一段时间握权太大”。

  刘克崮说,现在一次分配中央和地方收入各半,但转移支付后,“地方用了85%,中央用了15%”。他认为这种转移支付方式违背了规律,“违背了什么规律?西方经济学和民间的谚语,我提炼概括‘花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效率最高;花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效率其次;花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效率最差’”。

  那么如何改革?他建议,把保障生活、生产基本稳定安全秩序的主体,交给市县。比如民生保障方面的衣食住行,食品安全等,“你的事,你出钱,你干到底最好。”他说。

  ■ 观点

  在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等,就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 “透明预算”考验政府效率

  《决定》提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透明预算涉及政府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

  他称,政府的效率很多是内耗造成的,职责不清花了很多钱。钱花了以后绩效不高,绩效不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过去这些年来就是重投入,政府把钱花下去就行。现在很多部门事情干好了,是部门的功劳,如果有问题就是投入不够,财政给的钱不够,普遍都是这样。国家怎样真正形成一盘棋非常重要。

  2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在财税体制改革章节,数次提到立法,如“总体目标和政策”中提出“完善立法”;税收制度部分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决定》里特别强调完善立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财政是政治的一部分,也是政权的一部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的确是法制当头”。

  他认为,征税权对国家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征税权和预算都要实行法定制度。税收既然是法定主义,我们现在有多少税种是真正的法律呢?18个税种只有3个法律,其他都是条例。人大要不要把税权收回去,不再授权给国务院?这就涉及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这样改革就不仅仅是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而是涉及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 声音

  Q 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关键点在哪?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人讲不要夸大,因为市场决定价格是一般规律。市场决定价格确实是一般规律,但是在我国目前这个阶段,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为什么呢?过去我们讲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这只手伸进来了,形成了在基础作用前提下,政府不恰当干预市场的特殊情况。针对这个情况,现在要搞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关键问题在哪里?就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不要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也就是说,要改革过去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性的增长方式在过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与其说是市场问题,还不如说是解决政府在市场中的准确定位问题。

  Q 经济体制改革能否牵引全面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的牵引机制到底是什么?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过度解释文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引力,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中国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我对此抱有怀疑。

  经济体制改革能牵引经济里的内容;社会改革里的收入分配,它能牵引一半,但是社会组织创新那一半,牵引不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牵引不了。再一个,文化体制改革也牵引不了。生态可以,或者基本上可以。

  因此,现在流行的所谓牵引全面改革论,可能有漏洞,可能不符合未来的实际。至于更放大化把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力跟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挂钩,说国家治理体系靠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更勉为其难。

  Q 《决定》落实怎样冲破部门利益?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现在关键是落实。按照我们原来的工作机制,落实过程中,是不是又会对部门进行筛选,最后不了了之?

  改革需要制定方案,需要具体的落实。一方面需要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还得部门来推。部门推的过程中,怎样避免部门根据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价值趋向,对这些方法(改革措施)进行取舍、进行割裂、进行选择呢?可能还得有一个新的机制。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的一点,有些改革不依靠部门,是通过专门的机构和智库,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制定的。

  Q 土地流转问题应该如何落实?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农村土地流转)要落实的话,规划管理体制要改,然后用途管理体制要改,这两个体制不改,还是落实不了。

  我最近给国土资源部提了一个建议,在全国划定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以内的建设用地不要开发,农业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放给地方。

  Q 形势是否一片大好?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最近我看很多的报纸都是讲一片大好形势。但是现在的问题,无论经济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包括国际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前所未有。我们长期依靠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人口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加入WTO的红利,基本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不改革确实不行了,这应该是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把改革的成绩说得太高不好,应该把形势看得严峻一点,这样我们改革的共识才能更加地凝聚。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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