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调控变空调

　　■ 突破宿命（25）

　　晚清有两次宏观经济调控。第一次是在1899年，由军机大臣刚毅主导，第二次是在1904年，由兵部左侍郎铁良主导。调控的目的，一是摸清财政的家底，二是将财权尽可能多地收归中央，试图实现从“利归中饱”到“涓滴归公”。因此，两次调控的打击对象，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刚毅、铁良遭到了极大的反扑，甚至被揶揄为“搜刮”地方的“钢铁”（刚、铁）。

　　两次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地方政府征收的“厘金”。

　　厘金这一税种，出现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本是战时的权宜之计，但地方尝到了甜头之后，就被固定下来，成了常税。地方对厘金的征收充满了积极性，大干快上，一时之间，全国范围内局卡林立，布如罗网，商贾行人处处要交“买路钱”。

　　为了确保厘金的征收，地方上甚至不惜采取恶性竞争。咸丰十一年（1861），恭亲王等报告说：“广东设有洋药抽厘总局，如有人先输五十两，即无庸在关上完纳正税。又澳门漏税之茶叶，日见其多，每百斤税银二两五钱，抽厘局只征五钱，即可任商人绕越走私，无一肯到关纳税。” 在厘金局的持续挤压下，浒墅、西新、北新三个常关甚至不能不“倒闭”。

　　在不惜牺牲田赋和盐税等“国税”的情况下，厘金迅速成为数额最为可观的大税种。根据刚毅在1899年的报告，广东全省财税收入500余万两，其中厘金收入高达393万两，占78.2%，其余才是“地丁、盐课、耗羡、杂税”4项传统税收的总和。

　　厘金的设立，对本土农工商业伤害极大，而外资企业则因为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只需要缴纳海关关税，而得以幸免，并因此占据了相当有利的竞争地位——这与其说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不如说内资被迫承担“超国民负担”。这也导致大量内资纷纷依附外资，披起“洋皮”。

　　从厘金创办以来，中央一直没有放弃过监控的企图，多次要求各地上报厘金的收支账目，但难以如愿；即便后来开始申报，却存在着严重的瞒报漏报少报现象。根据户部在光绪六年（1880）的一份报告，厘金收入被压低瞒报的金额高达70%，而其办公经费支出（“局用”）被夸大瞒报的金额甚至高达80%。漏洞中的巨额资金，都流向了各级官吏的口袋。

　　调控期间所发布的第一份文件，矛头直指“陋规”、“中饱”；第二份文件，则针对地方督抚们，甚至要求他们“激发天良，不辞劳怨，整躬率属，彻底清查”，如能将“各项所得盈余”，“逐一据实开报”，则“朝廷体察下情，不但不追咎既往，并当酌盈剂虚，留有其余，不使办公竭蹶”。这都表明，如此调控，实际上也是廉政风暴。

　　尽管刚、铁二人素有铁腕，并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官场阅历，背后还有执政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的保驾护航，但在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弹下，这两次调控最终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个中症结，绝非在于权力如何分配，而是全面的腐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而权威的失落，造成执行力过于衰弱，令不行禁不止，心有余而力不足。腐败不除，调控只能沦为“空调”。

　　有一个数据，能鲜明地说明晚清政治走向的出轨。根据《光绪三十四年部库出入款目表》，1908年，大清国财政收入突破2亿两大关，开中国历史之纪录，但户部银库收入仅为1650万两，加上专款专用的练兵经费等约730万余两，中央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400万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2%。

　　堂堂一个政权，实际失去了对88%的财政收入的有效掌控。这样的政权，早已经丧失了作恶的能力，也同时丧失了制止作恶、自我纯净的能力……

　　□雪珥（改革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