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产能过剩需让市场说话”

　　10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整治方案，引发外界关注。其中钢铁业作为产能过剩的大户成为整治首要目标。该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削减钢铁产能8000万吨，在压缩过剩钢铁产能的同时，意在治理因大量钢铁生产带来的大气污染。

　　刘海民认为，目前钢铁行业陷入经济效益困境，是行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引起的，过往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干预过多。应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体系，减少对钢铁企业的直接干预，同时严格环保监督执法，让市场决定企业的去留。

　　钢铁产能没有“严重过剩”

　　新京报：有报道称，现在钢铁业市场需求萎缩，产能严重过剩，吨钢利润不及一根冰棍，你怎么看？

　　刘海民：应该辩证地去看这个问题。

　　首先，不是所有钢铁企业吨钢盈利都是一根冰棍钱，不能以偏概全。

　　其次，“钢铁需求萎缩”的说法也有失偏颇。我国钢铁消费没有像过去十年那样呈现年均百分之十几的高速增长，但只是增速下降而已。2012年我国钢材消费比2007年增长了29.6%，谈不上“萎缩”。

　　再有，我国目前钢铁产能总体上确有过剩，但并不属于“严重过剩”。过去五年我国炼钢产能利用率明显高于同期欧美国家的水平。夸大产能过剩及其影响，容易使我们放过造成钢铁行业目前困难的主要矛盾，从而难以做到“对症下药”。

　　新京报：钢铁行业长期效益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海民：一直以来，行业内外习惯于把钢铁行业经济效益困境归结于原料等要素涨价、市场需求萎缩和严重产能过剩，但这三条目前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钢铁行业陷入经济效益困境，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外部条件变差，很大程度上是行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引起的。

　　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干预过多，该管的事没有管住管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制度，轻执行；重地方税收利益，轻企业经济效益”的倾向。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增加税源、扩大就业等因素，默许、纵容甚至强令企业扩大钢铁产能，同时给予地方钢铁企业大量财政补贴。

　　这样一来，市场机制失灵，一部分企业不计盈亏，严重亏本仍坚持不减产、停产导致产量过剩。作为热连续流程工业，钢铁企业当然不能一有亏损就停产，在一定限度内确实亏本生产比停产的损失小。但有一些企业超过了这个“度”，长期严重亏损，甚至没有边际贡献仍坚持不停产，这就不能不从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

　　由于这些亏本经营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它们的亏损额拉低了行业利润平均数；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向市场倾销亏本钢材又拉低了钢材价格。双重作用的结果，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大低于合理水平。

　　最急迫的是要严格环保监督执法

　　新京报：有效解决途径是什么？

　　刘海民：解决途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应该着重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市场决定去留。

　　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急迫的，是要严格环保监督执法，以及完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尤其是在环保排放和钢材质量，对不同企业应该相同标准，严格监控。

　　同时，应该限制并逐步禁止财政补贴救助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而应该把有限的公共资金用于理顺产能退出通道，例如解决因产能退出造成的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地方财政因企业关闭产生的收入缺口等。

　　再有，对国有大型企业应重启内部改革，重视跨所有制、跨层级（如中央与地方国企）、跨省市的兼并重组，实现股权多元化，减弱企业的政府附属物色彩，强化利润导向，杜绝不计盈亏“亏着干”现象。

　　此外，要给民营钢铁以公平的市场地位，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它们加强自我约束，改进经营管理，把它们打造成钢铁行业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力军。

　　需建立市场退出机制

　　新京报：这回国务院出台的化解过剩产能政策力度很大，钢铁行业首当其冲，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海民：可以看得出这次政府政策力度很大，再加上遍及东部的雾霾天气已引起全社会严重关切，作为污染物排放大户的钢铁工业无疑会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

　　政策中属于近期措施的，一是不准新增钢铁建设项目，二是对在建违规项目进行清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关门政策”，眼下看是必要的。但长期看，简单地一直关下去也不是办法，过去十几年就是因为认为“产能过剩”了，不能再建了，其实需求还有增长空间，结果限住了先进产能发展，反为落后产能留下了发展空间。

　　关键是要建立一种通畅的、进退有序的长效机制，有进有出这个市场才能良性运转，产业才能不断进步。长效机制的关键，是政府做好规则制定和监管工作，特别以环保和生产质量为硬标准，在符合标准前提下，通过市场力量优胜劣汰。

　　新京报：目前很多地方都明确了削减的指标，比如河北唐山要削减4000万吨产能、邯郸1500万吨等，具体执行起来会有哪些困难？

　　刘海民：削减产能不能只是一个数字，关键看削减按什么标准，执行力度能否落地，是否有更详细的惩罚措施。否则，简单地由政府分配压缩指标，有可能欲速不达，也有可能导致滥用行政权力。

　　比如市场上环保达标的企业，因为地区削减指标多，也可能被硬性削减；指标分的少的地区，会有“漏网之鱼”。因此，在削减产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主要以环保为“硬指标”的方法，通过市场手段去调节，优胜劣汰。

　　现在环保部门开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钢厂实施24小时远程监控，这是发达国家环境管理行之有效的办法。我认为应该把它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杀手锏”，切实完善它，排污信息不仅传递到政府部门办公室，还应该在互联网上公布，让全社会监督。

　　同时，排放标准还可以继续提高，迫使那些没有能力改造、无力承受环保成本的产能退出市场。

　　担心不公平竞争产生“逆向淘汰”

　　新京报：2014年，你最担心钢铁业会发生什么事情？

　　刘海民：我最担心的是公平竞争问题久拖不决。这一是会造成行业“逆向淘汰”，一些基本素质较好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行；二是一些地方政府有可能简单采取行政手段关闭“过剩产能”，侵犯企业合法利益，或虚报数字“完成任务”；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给本地钢厂“输血”，拖延结构调整的步伐。

　　新京报：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对钢铁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海民：钢铁行业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有的地方，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该管的没有管住管好，而不该管的却硬要插手；放着现成的法律不执行，却习惯于动用行政手段；放松环保监管、补贴亏损企业，导致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国企改革没有大的进展。

　　这次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有公平的地位，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健全法治体系和完善政府职能改革等，所以我感觉这些对钢铁行业今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较强的针对性。

　　新京报记者 刘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