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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产能过剩需让市场说话”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表示,钢铁产业的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失灵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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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刘海民 钢铁产业经济专家,经济学博士,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刘海民从事钢铁行业经济发展研究二十余年,经历了中国钢铁工业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整个转变历程,主持过多项钢铁行业发展中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制定钢铁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10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整治方案,引发外界关注。其中钢铁业作为产能过剩的大户成为整治首要目标。该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削减钢铁产能8000万吨,在压缩过剩钢铁产能的同时,意在治理因大量钢铁生产带来的大气污染。

  刘海民认为,目前钢铁行业陷入经济效益困境,是行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引起的,过往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干预过多。应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体系,减少对钢铁企业的直接干预,同时严格环保监督执法,让市场决定企业的去留。

  钢铁产能没有“严重过剩”

  新京报:有报道称,现在钢铁业市场需求萎缩,产能严重过剩,吨钢利润不及一根冰棍,你怎么看?

  刘海民:应该辩证地去看这个问题。

  首先,不是所有钢铁企业吨钢盈利都是一根冰棍钱,不能以偏概全。

  其次,“钢铁需求萎缩”的说法也有失偏颇。我国钢铁消费没有像过去十年那样呈现年均百分之十几的高速增长,但只是增速下降而已。2012年我国钢材消费比2007年增长了29.6%,谈不上“萎缩”。

  再有,我国目前钢铁产能总体上确有过剩,但并不属于“严重过剩”。过去五年我国炼钢产能利用率明显高于同期欧美国家的水平。夸大产能过剩及其影响,容易使我们放过造成钢铁行业目前困难的主要矛盾,从而难以做到“对症下药”。

  新京报:钢铁行业长期效益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海民:一直以来,行业内外习惯于把钢铁行业经济效益困境归结于原料等要素涨价、市场需求萎缩和严重产能过剩,但这三条目前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钢铁行业陷入经济效益困境,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外部条件变差,很大程度上是行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引起的。

  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干预过多,该管的事没有管住管好,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制度,轻执行;重地方税收利益,轻企业经济效益”的倾向。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增加税源、扩大就业等因素,默许、纵容甚至强令企业扩大钢铁产能,同时给予地方钢铁企业大量财政补贴。

  这样一来,市场机制失灵,一部分企业不计盈亏,严重亏本仍坚持不减产、停产导致产量过剩。作为热连续流程工业,钢铁企业当然不能一有亏损就停产,在一定限度内确实亏本生产比停产的损失小。但有一些企业超过了这个“度”,长期严重亏损,甚至没有边际贡献仍坚持不停产,这就不能不从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

  由于这些亏本经营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它们的亏损额拉低了行业利润平均数;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向市场倾销亏本钢材又拉低了钢材价格。双重作用的结果,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大低于合理水平。

  最急迫的是要严格环保监督执法

  新京报:有效解决途径是什么?

  刘海民:解决途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应该着重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市场决定去留。

  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急迫的,是要严格环保监督执法,以及完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尤其是在环保排放和钢材质量,对不同企业应该相同标准,严格监控。

  同时,应该限制并逐步禁止财政补贴救助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而应该把有限的公共资金用于理顺产能退出通道,例如解决因产能退出造成的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地方财政因企业关闭产生的收入缺口等。

  再有,对国有大型企业应重启内部改革,重视跨所有制、跨层级(如中央与地方国企)、跨省市的兼并重组,实现股权多元化,减弱企业的政府附属物色彩,强化利润导向,杜绝不计盈亏“亏着干”现象。

  此外,要给民营钢铁以公平的市场地位,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它们加强自我约束,改进经营管理,把它们打造成钢铁行业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力军。

  需建立市场退出机制

  新京报:这回国务院出台的化解过剩产能政策力度很大,钢铁行业首当其冲,你对此有何看法?

  刘海民:可以看得出这次政府政策力度很大,再加上遍及东部的雾霾天气已引起全社会严重关切,作为污染物排放大户的钢铁工业无疑会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

  政策中属于近期措施的,一是不准新增钢铁建设项目,二是对在建违规项目进行清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关门政策”,眼下看是必要的。但长期看,简单地一直关下去也不是办法,过去十几年就是因为认为“产能过剩”了,不能再建了,其实需求还有增长空间,结果限住了先进产能发展,反为落后产能留下了发展空间。

  关键是要建立一种通畅的、进退有序的长效机制,有进有出这个市场才能良性运转,产业才能不断进步。长效机制的关键,是政府做好规则制定和监管工作,特别以环保和生产质量为硬标准,在符合标准前提下,通过市场力量优胜劣汰。

  新京报:目前很多地方都明确了削减的指标,比如河北唐山要削减4000万吨产能、邯郸1500万吨等,具体执行起来会有哪些困难?

  刘海民:削减产能不能只是一个数字,关键看削减按什么标准,执行力度能否落地,是否有更详细的惩罚措施。否则,简单地由政府分配压缩指标,有可能欲速不达,也有可能导致滥用行政权力。

  比如市场上环保达标的企业,因为地区削减指标多,也可能被硬性削减;指标分的少的地区,会有“漏网之鱼”。因此,在削减产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主要以环保为“硬指标”的方法,通过市场手段去调节,优胜劣汰。

  现在环保部门开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钢厂实施24小时远程监控,这是发达国家环境管理行之有效的办法。我认为应该把它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杀手锏”,切实完善它,排污信息不仅传递到政府部门办公室,还应该在互联网上公布,让全社会监督。

  同时,排放标准还可以继续提高,迫使那些没有能力改造、无力承受环保成本的产能退出市场。

  担心不公平竞争产生“逆向淘汰”

  新京报:2014年,你最担心钢铁业会发生什么事情?

  刘海民:我最担心的是公平竞争问题久拖不决。这一是会造成行业“逆向淘汰”,一些基本素质较好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运行;二是一些地方政府有可能简单采取行政手段关闭“过剩产能”,侵犯企业合法利益,或虚报数字“完成任务”;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给本地钢厂“输血”,拖延结构调整的步伐。

  新京报: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对钢铁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海民:钢铁行业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有的地方,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该管的没有管住管好,而不该管的却硬要插手;放着现成的法律不执行,却习惯于动用行政手段;放松环保监管、补贴亏损企业,导致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国企改革没有大的进展。

  这次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有公平的地位,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健全法治体系和完善政府职能改革等,所以我感觉这些对钢铁行业今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较强的针对性。

  新京报记者 刘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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