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 启蒙的自我进化(1)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79年以初中学历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学位，师从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底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主要研究领域：德国哲学、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邓晓芒在武汉，是1980年以来一个一成不变的信息。他考入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009年转会华中科技大学，这是他唯一的变动。这种不变，在学术领域似乎也一以贯之，他执著于译介、研究德国哲学，以此称誉学界。

　　今年十月，邓晓芒新书《<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出版，他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接受采访的那天晚上，过了约定时间，记者却迟迟联系不上他。原来，他有午休的习惯，而且要拔掉电话线，当天歇息完，忘了接上。这个65岁的学者，用拔掉电话线的方式，暂时阻挡外界的干扰。

　　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失落，启蒙思想变成了旷野里的呼声；新世纪以来，启蒙在民间自由生长，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联。“这就是进步，我们需要肯定。”邓晓芒说。

　　【启蒙的任务】

　　邓晓芒列举了第三次启蒙面临的三个任务：

　　第一，以理性对抗天理，就是要讲道理，而不是首先讲立场。

　　第二，以人权的概念重建自由。

　　第三，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不要把老百姓当成未成年的儿童，避免大众崇拜。

　　庆幸

　　自我启蒙

　　“阅读，就是想让自己变得聪明点，因为我们已经两次失落了，一次是上山下乡，一次是‘文革’，满腔热情地投入，却受到愚弄、打压，理想破灭了。”

　　共和国成立前一年，邓晓芒出生在东北解放区，随父母南下到了长沙。他的父亲有暴力倾向，“我是挨打长大的，用棍棒、皮带、扫帚打”，家中门框上常年插着一根竹条，用来揍人。作家残雪是邓晓芒的妹妹，父亲喜欢女孩，她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长大成人之后，我忍受不了别人打孩子，见到了，心里就慌，慌得很。”受此影响，邓晓芒跟父亲的关系向来冷漠。

　　因为是毛泽东的故乡，1964年，长沙的年轻人已开始大规模下乡，比全国要早四年。那一年，邓晓芒本要考高中，因父母都是“右派”，一刀切地加入了下乡的队伍，成为了一名知青。

　　在湖南最南端的江永县，带着一种“朴素的理想”，邓晓芒希望能在农村发挥自己的能力。“文革”开始，他积极投入运动，不久武斗升级，武装的农民堵住了回长沙的路，他和一群知青只好绕道逃回了城里。“一路很惊险，我们逃到广西，被堵了回来，又逃到广东，顺着京广线逃回来，回到家，鞋子丢了，汗衫也发臭了。”

　　这一路，邓晓芒的思想慢慢发生转变，“不再盲目相信，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思想彻底发生转变，则是在1969年。

　　从这两年开始，他心里升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除了《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经典作品，还读了不少马列的哲学著作，每一本都读很多遍，做详细的笔记，想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邓晓芒的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教他，“基本上没有思想交流”。在家中，父亲藏有《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等，邓晓芒读黑格尔“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每段都做详细的笔记，还是没看懂，不过，借此受了逻辑思维的训练”。早年这样的阅读训练，在自己成为教师后，邓晓芒沿用下来，以“句读”的方式教学生。

　　说到这里，邓晓芒忽然跳脱出来，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开始“发作”。他说：“现在年轻人缺乏这种训练，因此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猴子掰苞谷，一边看一边丢，那就没有什么收获。”

　　那段阅读时光，多年之后，被归纳为“自我启蒙”。

　　得意

　　妥协与自得

　　在课堂上，邓晓芒总能深入浅出，让康德哲学变得平易近人。邓晓芒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国内没有人敢像我这样上课！”

　　1979年，邓晓芒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他只有初中学历，但直接考取了研究生，“在我们班上，像我这样的情况有好几个”。

　　那时，“研究生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老师很少系统地上课，所谓上课就是讨论，“教室变成了学术会议厅”。比如“方法论”课，同学们就此展开讨论，结束后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最后收集成册，名曰《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最让邓晓芒称道的，是彼时课堂上的氛围，“把求学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一上课大家抢着发言，争论得面红耳赤，可以说，我们正酝酿着思想风暴”。

　　三年后，邓晓芒毕业，留校任教。此时，作为老师，他已经注意到了学生的变化，相比于自己上学的情况，本科生年纪轻，起点低，“上课按照教材，按部就班地讲，没有什么讨论”。有时候，邓晓芒尝试着给研究生上讨论课，比如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采用了句读、讨论的方式。

　　《纯粹理性批判》这本著作，邓晓芒讲句读连续讲了七年。新近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则是由本科生课堂一个学期的录音录像整理而来。在讲演录自序中，他认为：“课堂讲演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对康德的理解，而不必完全拘泥于引经据典，这样就显得比较全面系统。”

　　在课堂上，邓晓芒总能深入浅出，让康德哲学变得平易近人。在《<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一书中，谈到知性、判断力、理性三者的分工时，邓晓芒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为例解释道：“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各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以当一个好的士兵，有些人能够当一个好的将军，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当统帅。士兵只需要有知性就可以了，一般人都有健全的知性；而将军则需要有判断力，在两军交战的时候，战况是瞬息万变的，将军的判断往往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将军可以将兵，但不一定能将将，只有统帅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足够的理性，能够掌握全局。”

　　对于这种“满堂灌”讲西方哲学经典的方式，邓晓芒坦承，这是自己做出的某种妥协。当年，他在武大读书时那种热烈的讨论氛围早已不复存在，他试图在研究生课堂上有限地恢复当年的状态，“但他们都不愿意开口，我只好一个个叫起来，让他们读，分享自己的理解”。

　　尽管如此，他的课还是受到学生的热捧，开学时，课堂总是人满为患，不仅有校外的学生、老师来听，甚至把书商也吸引过来了；但学期结束时，耐心耗尽，“能留下二、三十个人就算不错的成绩”。

　　邓晓芒的学生苏德超教授在武汉大学也教康德哲学，把句读的教学方式接续了下来，不过，句读只占整个课程的三分之一。“在此之前，你可能读书都不会读，通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即使不懂，也知道不懂在什么地方，这很有必要，而且很有效。”苏德超对记者说。

　　（下转C04版）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