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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邓晓芒:否定启蒙?用心或糊涂!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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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

作者:邓晓芒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3年10月
《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

作者:邓晓芒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7月
《邓晓芒讲黑格尔》

作者:邓晓芒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邓晓芒新书《<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出版,加上新近他对学者刘小枫的批评,都使一场对话显得必要。对话即道路,它先通向引发热议的批评文章,邓晓芒以教学生读书的方式来展开批评,他更看重刘小枫“做学问的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的标本意义。这其中对启蒙思想多有探讨。接着,自然而然,对话通向了对启蒙思想的分析、探讨和反思,最后呼应中国当下的思想现状,提出进入启蒙思想的学理纹路,厘清其本真面目。显而易见,这场对话绕不开的主题仍然是:启蒙。

  刘小枫有标本意义

  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

  新京报:我看你《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也是以句读的方式。为什么?

  邓晓芒:刘小枫有其标本意义,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文化人,他也做学问。中国人做学问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考据,另一个是诗化,诗化的路子有更高的市场效应,考据的路子更为扎实。

  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说,做学问你起码要有一点考据的功夫,要下一点文本工夫,不能一味信口开河,否则你写诗去当诗人就行了,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但是你既然做了学问,就要讲究学理。我批评刘小枫的这篇文章,就是想看看他讲了些什么学理,进而强调学理的重要。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刘小枫,他的才气,他的勤奋,他的博览群书,这我都承认,问题在于他没有用一种学者的眼光去研究,而是一味地迎合某种情绪化的东西。情绪化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见也未尝不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情绪,但既然做学问,还得按照学术规范来。

  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受他影响,被他那层看似讲学理实则什么学理都不讲的东西迷惑,以为他讲的都有道理,这种影响很不好。在年轻人中,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那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即便我把他批评了一番,大家还是觉得刘小枫更可爱一些,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笑)

  新京报:说到学理的问题,你认为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在你看来,导致“一塌糊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邓晓芒: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他体现了一种诗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不讲逻辑,不讲学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近代以来,我们才讲求严格的学理。

  新京报:这其中分析思考的方式也有必要讨论,比如“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的区别。

  邓晓芒:其实,政治也有学理。刘小枫讲的“政治地思考”,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诗化政治,先分清敌我,然后把敌人那边树立为对立面,用一种仇恨的态度去对待,对自己这一边则用无原则的关爱的态度去对待。这就是他所谓的“政治地思考”,他采用的是一种没有学理的政治,和西方传统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

  启蒙在中国未产生深层影响

  很少有人把自由理解为自律

  新京报:“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其实也是启蒙这个话题的具体表现,那么,我们来谈谈启蒙。首先,百年启蒙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邓晓芒:启蒙对中国人有一些表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对国人的影响,比如传统中的叛逆精神,儒、道、禅都有表现,老庄隐士、魏晋风骨、明清异端都有传承。我们当年接受启蒙,首先是要求个性解放,一大批人受它的号召,以为个性解放就是自由精神,这个影响最大。实际上,个性解放就是中国传统里的叛逆精神。

  叛逆之后怎么办?不知道,因为没有想到自由不只是叛逆,或者可以说“不”。启蒙的自由精神,按照严复的理解,是“群己权界”,翻译《论自由》时,他想了半天,不愿意用“自由”这个词,“自由”一词在中国被滥用,也被误解了,于是他用了“群己权界”。所以,西方人理解的政治上的自由,是一种法权,有其规范,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个性解放,疯狂大叫。你看,郭沫若当年震撼年轻人的就是《凤凰涅槃》、《女神》等诗歌,要发狂,把自己放大为宇宙精神,这是误解了西方的自由概念和启蒙概念,完全没有抓住它们的真精神。

  新京报:那么,启蒙到底对中国人有没有深层次的影响?

  邓晓芒:没有,包括很多知识精英对自由的理解,还停留在个性解放的层面。就我视野所见,很少有人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自律,像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意志的自律,自己为自己制定法则,这就是自由,你无法无天,那不叫自由。

  我研究康德哲学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把西方启蒙精神内核最深层的东西条理化了,但这个东西中国人并不大知道。简而言之,这个东西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道德自律”,最简单的话,就是“自律”。

  新京报:对于这样的思想局面,学界的反思并不到位。

  邓晓芒: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意愿,其实我们并不想真正去把启蒙思想吸收过来,而只是想利用启蒙思想去治国平天下。几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他们没有诚心、没有意愿去了解西方思想,只是看它对自己的目标是否有利。另外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反思的能力,因为几千年以来,没有受过学理分析的思维的训练。

  ■ 邓晓芒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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