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邓晓芒：否定启蒙？用心或糊涂！

　　邓晓芒新书《<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出版，加上新近他对学者刘小枫的批评，都使一场对话显得必要。对话即道路，它先通向引发热议的批评文章，邓晓芒以教学生读书的方式来展开批评，他更看重刘小枫“做学问的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的标本意义。这其中对启蒙思想多有探讨。接着，自然而然，对话通向了对启蒙思想的分析、探讨和反思，最后呼应中国当下的思想现状，提出进入启蒙思想的学理纹路，厘清其本真面目。显而易见，这场对话绕不开的主题仍然是：启蒙。

　　刘小枫有标本意义

　　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

　　新京报：我看你《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也是以句读的方式。为什么？

　　邓晓芒：刘小枫有其标本意义，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文化人，他也做学问。中国人做学问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考据，另一个是诗化，诗化的路子有更高的市场效应，考据的路子更为扎实。

　　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说，做学问你起码要有一点考据的功夫，要下一点文本工夫，不能一味信口开河，否则你写诗去当诗人就行了，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但是你既然做了学问，就要讲究学理。我批评刘小枫的这篇文章，就是想看看他讲了些什么学理，进而强调学理的重要。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刘小枫，他的才气，他的勤奋，他的博览群书，这我都承认，问题在于他没有用一种学者的眼光去研究，而是一味地迎合某种情绪化的东西。情绪化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见也未尝不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情绪，但既然做学问，还得按照学术规范来。

　　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受他影响，被他那层看似讲学理实则什么学理都不讲的东西迷惑，以为他讲的都有道理，这种影响很不好。在年轻人中，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那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即便我把他批评了一番，大家还是觉得刘小枫更可爱一些，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笑）

　　新京报：说到学理的问题，你认为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在你看来，导致“一塌糊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邓晓芒：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他体现了一种诗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不讲逻辑，不讲学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近代以来，我们才讲求严格的学理。

　　新京报：这其中分析思考的方式也有必要讨论，比如“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的区别。

　　邓晓芒：其实，政治也有学理。刘小枫讲的“政治地思考”，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诗化政治，先分清敌我，然后把敌人那边树立为对立面，用一种仇恨的态度去对待，对自己这一边则用无原则的关爱的态度去对待。这就是他所谓的“政治地思考”，他采用的是一种没有学理的政治，和西方传统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

　　启蒙在中国未产生深层影响

　　很少有人把自由理解为自律

　　新京报：“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其实也是启蒙这个话题的具体表现，那么，我们来谈谈启蒙。首先，百年启蒙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邓晓芒：启蒙对中国人有一些表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对国人的影响，比如传统中的叛逆精神，儒、道、禅都有表现，老庄隐士、魏晋风骨、明清异端都有传承。我们当年接受启蒙，首先是要求个性解放，一大批人受它的号召，以为个性解放就是自由精神，这个影响最大。实际上，个性解放就是中国传统里的叛逆精神。

　　叛逆之后怎么办？不知道，因为没有想到自由不只是叛逆，或者可以说“不”。启蒙的自由精神，按照严复的理解，是“群己权界”，翻译《论自由》时，他想了半天，不愿意用“自由”这个词，“自由”一词在中国被滥用，也被误解了，于是他用了“群己权界”。所以，西方人理解的政治上的自由，是一种法权，有其规范，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个性解放，疯狂大叫。你看，郭沫若当年震撼年轻人的就是《凤凰涅槃》、《女神》等诗歌，要发狂，把自己放大为宇宙精神，这是误解了西方的自由概念和启蒙概念，完全没有抓住它们的真精神。

　　新京报：那么，启蒙到底对中国人有没有深层次的影响？

　　邓晓芒：没有，包括很多知识精英对自由的理解，还停留在个性解放的层面。就我视野所见，很少有人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自律，像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意志的自律，自己为自己制定法则，这就是自由，你无法无天，那不叫自由。

　　我研究康德哲学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把西方启蒙精神内核最深层的东西条理化了，但这个东西中国人并不大知道。简而言之，这个东西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道德自律”，最简单的话，就是“自律”。

　　新京报：对于这样的思想局面，学界的反思并不到位。

　　邓晓芒：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意愿，其实我们并不想真正去把启蒙思想吸收过来，而只是想利用启蒙思想去治国平天下。几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他们没有诚心、没有意愿去了解西方思想，只是看它对自己的目标是否有利。另外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反思的能力，因为几千年以来，没有受过学理分析的思维的训练。

　　■ 邓晓芒自述

　　我怎么学起哲学来

　　泡影与空话 1968年,“文革”已经结束，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下放已经开始。看着那些“嫩知青”们与家人离别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这些“老知青”内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兴，觉得这一来大家都一样了。一切理想都成了泡影，一切道理都成了空话，一切认真严肃的姿态都成了熏制过的、挂在腊味店里出售的“板鸭”。

　　自由与孤独 1970年，我离开了知青点，申请一个人回到我的老家耒阳农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在老家农村的三年中，我彻底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哲学书，包括西方哲学原著。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一张嘴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

　　哲学与职业 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但我并不因此而看轻我的哲学，对我来说，事情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条件更好了，时间更充分，可看的书更多、甚至太多了。1982年毕业留校后，我仍然像在农村和当搬运工时一样，争分夺秒地搞我的学问，并在导师的提携下，没费什么事便连连破格被提为副教授(1988)和教授(1989)，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3)。

　　■ 邓晓芒眼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以自己的知识谋生的人，甚至也不只是以这些知识去为社会服务的人，而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而当他在创建和探求这些无限价值的同时，必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的这些目标时根本上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即人作为人的自我超越的天性，而不是将其当作用来达到某种另外的现实目的的手段，更不是服从由外部给自己规定好了的天命，但我们相信，人类社会却正由于每个人的这种自由发展的努力而将从必然王国一步步迈向自由王国，接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因此，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道德而道德，为正义而正义，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总之，为自由而自由，这就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最后基点。

　　（摘自邓晓芒文章《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