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风暴眼”

　　□书评人 陆屿

　　彼得·汉德克书中的人物具有一种漫游者的气质，无论旅行、走动还是坐在屋子里，他们时不时地会走走神儿，犹如梦游症患者，虽行走于青天白日之下依然如在梦中，想象充当了他们的分身，让他们可以暂别刻板的生活，借由幻想和旁观反思自身的现实处境。但是，这也让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们自己也因此身陷困惑。读《左撇子女人》中的三部小说，这种感受无时不在，尽管人物的身份有所差别，而从本质上讲，他们似乎又是同一类人。他们看似平和，内心的风暴却强烈无比，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虚构或是真实，总之，一个突然事件让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生了断裂，他们也就沿着那个豁口走上另一段路途。

　　变化出于“对日常生活规定性的厌倦”

　　说起来书中的主人公过得都很安逸，但表面的波澜不惊不等于没有凶险和不安，即便那可能只发生于想象之中。《短信长别》里的“我”是一个编剧，面临即将解体的婚姻；《真实感受的时刻》中的科士尼格作为奥地利驻法国使馆的媒体官员，与妻女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可他却成了一个“双面人”； 《左撇子女人》里的女人有些不可思议，她毫无征兆地从看似和谐的婚姻关系中脱身而出。那些在寻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问题，却造就了他们的精神困局，晃动的钟摆突然失去了既定的节律，一切都被打乱了。

　　这样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最深层的原因来自他们对日常生活规定性的厌倦。拿科士尼格来说，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打开法国的报纸，搜索“奥地利”和“奥地利人”这些字眼，以判断他的国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每一天坐在办公桌前，科士尼格手握一支油笔，在报纸上把关键字眼画出来，每半个小时起身收收传真，一天下来，他的手已经被报纸上的油墨染黑。他还要定期向法国媒体邮寄信件，以纠正报道中传统的奥地利的国家形象。从住所到办公室，日复一日，循环不已。

　　平心细想，每个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时刻，只不过大多数人把厌倦当成对情绪的干扰而刻意躲避，作家却对此深究不放。彼得·汉德克让他的人物置身婚姻关系之中，通过这种最难处理和逃脱的关系来考验他们。当然，就深层意义而言，他们真正要处理的其实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毫无例外地，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主人公们的真正想法，《左撇子女人》中的女人决绝地舍弃婚姻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说不出任何正常的理由如对方外遇或者爱情不再什么的，这种行为因而显得格外怪异。她的丈夫以为这只是个心血来潮的玩笑，出版商以为舍弃婚姻的女人必然要寻找新的感情寄托。所有这些误解，无一不基于常识性的判断，认为女人为爱情和婚姻而存在，而其他价值不过是附属性的。可见人被模式化生活所塑造，又用这种模式来指导生活，让生活内容变得日益贫瘠。对于这些想要摆脱生活规定性的人物来说，他们不需要向外解释的理由，他们更想看清自己。也许他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出路在哪里，但是知道想要摆脱什么，因此，他们总是在否定和放弃。

　　关键是找到安排“局限”的方式

　　如果因此认为彼得·汉德克只是借助小说来思考存在主题就未免简单化了。虽说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被命名为“新主体性”小说，《短信长别》更是脱胎于他的真实经历，但是他深知自身经历或是虚构情节再曲折离奇，如果离开创造性的表达，也依然无法与旧有的方式有所不同，那样的作品必将失去应有的意义。所以，他以多样而独特的艺术手法，让小说文本显得复杂立体。在他的小说中，思考与叙述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具体而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让叙述紧紧跟随主人公的视角，沿着思绪纷乱的轨迹不断行进，这就使得叙述本身也变得矛盾和复杂。

　　以此观之，小说中各种看似复杂难解之处也就有了开启的按钮。比如那些不断叠加又逐渐放大的细节，它们与人物寻找和思考的进程紧密关联，它们被捡起，或被扔掉，总有一两个事物从中升起，成为启示性的路标。《短信长别》中女伴克莱尔的女儿对于安全感有一种病态的依赖，在她眼中所有的门都得关上，所有的纽扣都要扣好，否则她就会惊恐地大叫。孩子的各种反应触发了“我”的回忆，“我回忆起自己人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所发出的喊叫。当时，我被放在盆里洗澡，水塞突然一拔出，水从我下面汩汩地流出去。”这等琐事本来没有任何危险性，而人仍然会感到不安，也就是说危险常常会被夸大乃至虚构，安全感和模式化都是人面对不确定世界的工具，尽管它并不可靠。

　　假如小说在此结束，就会让那种缠绕不休的风格逊色不少，这时彼得·汉德克又将叙述拉回来。科士尼格不由自主地去叠孩子的白床单，把瘪掉的气球重新吹鼓，将掉在地上的书重又放回书架。秩序导致刻板，变化带来新奇，但反过来讲，失去秩序也可能带来混乱，变化的产生让人丧失安全感。所以，脱离既定轨迹后人又会通过再次建立秩序重新获得对事物的掌控，不管他们是否承认，最终他们还是要找到一个支点，以区分真实与虚幻，以确定他们的方向。他们终于明白“永远都不会摆脱掉所有这些局限，从现在起，关键是要为它们找到一种安排和生存方式，既适应于我，又让我在其中能够正确对待他人”。三部小说在结尾处都呈现出风暴过后的寂静状态：“我”在与妻子的一系列斗争中和平分手，科士尼格经历了妻离子散后依旧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女人送走了喧哗争吵的客人后独自开始画画儿，他们果真获得平静了吗？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预想到的是，只要生活存在，风暴仍将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