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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逝世十年后,野夫泣血写下《江上的母亲》,开始追溯母亲、父亲及家族成员的命运历史。2009年,作家余世存在母亲逝世后,也开始了追忆父母及家族命运的书写。这部分内容,收录到他近日新出的《家世》里,与书中的十几个“名门望族”一起,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家族传承的谱系图。
翻开《家世》,书中夹带着一副余世存的书法条幅,上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诚如条幅所传递出的信息,新书讲述了近代中国大家族家教家风的传承。例如,他将宋耀如的家教总结成“做伟大人才”,卢作孚的家风是“创造而享受幸福”,梁漱溟的家教是“直道而行”。但是,中国式家族关系能否实现“现代转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天下传统,能否在解决现代性危机中充当先导,余世存觉得,这仍有待观察。
宗亲伦理 宗亲观念,
也是文明理性的一部分
宗亲观念处理好的话,个人能够更有信心面对这个世界,使他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封闭得过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
新京报:在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家族的宗族的伦理近乎消失了,你在序言中说,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那么,如何理解宗亲文化在我们转型前后的不同影响?正面和负面作用是什么?
余世存:近代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化对封建礼教的控诉,还是意识形态对族权、对人的压抑(的控诉),其实都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觉得中国这几代人知道得都比较多了。
新京报:巴金的《家》《春》《秋》就是最明显的控诉。
余世存:对,青年为什么称为新青年?就是他们一定要从传统的家族和家庭叛逆出走,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问题,下一代人总是对上一代进行叛逆,觉得看不上上一代人。有些报纸的记者是80后,他采访我的时候说,他跟他周围的朋友,一向有那种观点,因为他们的父母是50后,是上山下乡的知青那代人,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资格来教育他们,或者对他们指手画脚,看了《家世》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每一代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的材料。我说他有这个认识也蛮好的。
新京报:你觉得我们注重家庭伦理的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是什么?
余世存:从最残酷的角度来说,我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叫康正果,是一个学者和作家,他说过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他说家庭血缘几乎是维系中国人最后一道善的一个链条。他的意思表述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革命年代,或是不断地追求成功、世俗意义上的新生活时,丢掉很多人的包括社会上的美德,包括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比如我们说的杀熟,就是说连熟人都被我们用来消费盘剥时,家人之间的亲情和血缘,这种善意几乎是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文明有很多单位,比如最小就是个人,最大就是目前的这种全球化,中间就有血缘地缘乃至国家民族这种东西。
从我的立足点出发,我觉得这种血缘、亲情和家族、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宗亲观念,它其实也是一个文明理性的一部分。处理好的话,他是能够更有信心面对这个世界,使他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封闭得过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我觉得中华文明对宗亲伦理那么强调,其实还是中国人信奉的中庸之道,不愿意在个人主义,或是私人主义以及世界主义之间摇摆得太厉害,而是要立足于某个很坚持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家人关系和宗亲伦理。
新京报:你也提到,现在家族关系、宗亲观念还体现在“我爸是李刚”这样的负面影响上,你如何看待官员为自己的子女和家族捞取利益的现象?
余世存:这个东西其实我曾经在微博里提到过。我说其实我们的作家学者知识分子,这么多年处于一个回避状态,回避这个话题。这使得我们对家族传承,也是处于一种认识不清,或者模糊状态。我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古代观念,叫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还有我在《家世》里面手写的那个条幅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都是古人对宗亲伦理的一种观察得出来的结论。这些结论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还有一个中国阴阳五行的说法叫金克木,孩子要成为参天大树,他的属性是一个木,木是要生发的;金一般是指爷爷奶奶这一代人,也是指父母的前台,如果爷爷老爷太溺爱孙子孙女,或者父亲母亲给儿子女儿的钱财太多的话,就叫金克木。把木克制住了,这个树木就无法成为参天大树就会夭折。所以,我们这么来理解,就知道为什么某些富二代和官二代不太成器,他的言行举止成为一个社会的笑料。如果我们知道这种五行的观念,知识人能够来探索这个宗亲关系的话,就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能够让我们的官员和富人对孩子的教育更加健康一点,而不是像目前放任他们的阶段。
(下转C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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