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防艾教育够广不够深？(2)

　　（上接D07版）

　　■ 大学生自述

　　退学，复学，再退学，想活出精彩

　　自述人：sunny，大学四年级学生，目前已决定退学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在上大学之前就感染艾滋病病毒了，但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十分确定。我的体质本来挺好的，大一军训的时候，站军姿时我突然头疼得不行，好像得了重感冒，不过军训之后就好了。直到大一期末参加了学校在艾滋病日举办的知识竞赛，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那之后我下定决心去查一下，结果到了当地疾控中心，医生听明来意后连门都没让我进，说你在外面等就行了，之后说让我下周一带着身份证去楼上查一下。我当时就胆怯了，也没再敢去查。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在学校献了一次血，血站联系了学校，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告诉我，我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让我再等几天，不要冲动，不要有过激行为。后来，学校忽然把我叫到了院办，开导了我一次，说也通知了我的家长。最后，学校和我父母沟通过之后，我签了退学手续。

　　当时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后，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死了。我回到家之后，父母刚开始也很绝望，尤其特别害怕我把病传染给姐姐，他们明确表态希望我不要再呆在家里。就这样我到北京来了，但一无所有的我，在北京混得很惨。

　　大概过了一年后，我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学校不应该让我退学，我想回到学校了。我给那位关系不错的老师发了信息，说明了我的想法，老师将情况报告给学院院长和书记。老师之后回复说，复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搬出去住，学校会负担绝大部分房租。但我执意不搬，学校也没再要求，将我之前的退学改为休学。我终于回到了学校，住进了宿舍。之前我们宿舍里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情况，我搬回来后他就搬走了。我再也不想把自己的情况再告诉别人，我担心会受到歧视。

　　今年我已经上大四了，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知道自己已经成熟起来。我现在更愿意活出自己的精彩，而不在乎外界对我的评价。我大学读的是理工专业，但我很喜欢美术。现在我决定主动退学，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室友“用他的杯子给我喝水”

　　自述人：小可爱A了，今年大学毕业，目前已工作

　　我是在大三时候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那是2011年的圣诞节前，我和同学一起去献血车献血，过了两三天，同学们都收到短信，说血能用感谢你，唯独我没有收到，他们就说可能是忘了给我发了。在圣诞节的那天早上，疾控中心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血有问题，让我去一趟。我怕是骗子电话，不敢一个人去，就拉上辅导员一起去了。结果我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刚查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受，还哭了。除了辅导员知道外，我还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宿舍的同学，但学校始终都不知道我的病情。我们宿舍的人都非常好，他们没有排挤我，还开导我感染了早知道早治疗，他们自己也去查了一下，都没事。后来开学之后，我有一次大咯血，宿舍的同学还带着我去做检查，之后日夜轮流看护我。有一次我渴了，同学用他的杯子给我喝水，我执意不要，心里却非常感动。

　　后来，我的状态还算不错，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来，其他同学也没有觉察到什么问题。

　　我在学校的后两年其实生活特别困难，我没有医保，有时候打工挣钱太累，又怕累坏身体，得不偿失。每个月200多块钱的检查费都交不起，我有时就跟医生说，不用查了，直接给我药吧。

　　今年毕业，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单位也不知道我的病情。我每天都需要吃药，同事看见了有时会问我，但我也就随便应付过去。我觉得病情是个人问题，关系一般的人没有必要说。

　　现在艾滋病日刚刚过去，我觉得在很多宣传活动中，多数学生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往往会觉得艾滋病离自己特别遥远，感染了才知道它就在身边。

　　■ 专家观点

　　高校性教育“扭扭捏捏”

　　●熊丙奇，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有关艾滋病宣传教育本质上是防范教育，它属于公共卫生教育，但主要属于性教育的范畴。但我们高校中的性教育开展得扭扭捏捏，防艾教育经常以两种方式来替代，一种是到了艾滋病日，搞一些大型活动，设展板，发放安全套；另一种是安装无人售套机。此外，平时很少在教育、教学中涉及。教育部已经要求学校开展性教育，但仍有很多学校因为师资欠缺等原因没有开展。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高校禁止谈恋爱，到新世纪教育部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我们对于“性”的观念在逐渐改变。但不可否认，一些高校还是在同性恋等话题上有所禁足。而且，我们的性教育还经常走向道德的引导，我们应该意识到要教给他们安全的知识。

　　希望专家提供有效的防艾教育

　　●卢红艳，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所所长

　　防艾宣传教育需要整合并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与资源，大学生群体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影响力，是防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大学生做得更多的是反歧视的宣传。

　　我认为，目前高校层面的防艾教育在广度上做得还可以，比如北京市80多家高校都建立了青春红丝带社团，志愿者有几万人，这些年持续开展活动。但高校在教育的深度上还有欠缺。大学生往往从另外一些渠道如网络、朋友、自发组织的社团去了解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我希望医学、心理、教育、社会等领域的专家能够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的教育能达到一个怎样的度，以便更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防艾教育。

　　此外，我要提醒大学生，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非常明确，学生们要做的是多吸收信息，要有自我管理意识，知道什么底线不能逾越，能够真正抵御诱惑。

　　反歧视需要转变社会环境

　　●孟林，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协调人

　　目前高校对艾滋病患者仍然存在一定的歧视行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整个社会环境和氛围的转变，我认为政府部门和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方面看，政府部门一方面在立法，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工作中存在歧视行为。比如近来商务部制订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公共浴室要设置禁止艾滋病人入浴的标志”；《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十八条规定，艾滋病不合格。一些学校、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也仿效公务员体检标准，将艾滋病患者拒之门外。这些歧视行为会造成公众的恐慌，危害也更大。

　　我认为要真正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要全面清理歧视性法规、纠正媒体的娱乐导向，宣传教育要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对高校歧视艾滋病患者的行为，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处罚。

　　■ 困惑

　　“告知”与否是个难题

　　●韩晶，北京红丝带之家办公室副主任

　　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因为母婴传染等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他们从小学上到大学都很顺利，但在大学或毕业时他们往往会面临着“告知”的问题，比如是否要将自己的病情告诉恋爱对方或单位等，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也是很多患者最困惑的问题。这在国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很多人会出于对对方的信任、责任感，告诉对方。还有的患者知道能获得对方的一些接受，但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内心真正的接受是最难的。我们的调查也发现，患者“不告知”所带来的压力往往没办法承受。一般来讲，很多人会告诉自己认定的核心家庭，如父母、伴侣、关系很好的朋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