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导舞台剧《美好的一天》再度上演,新锐导演接受专访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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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开场,观众鱼贯而入。不同寻常的是,每个人会在检票口先领到一台收音机、一副耳机和一本说明书。
演员走上舞台,教观众调试设备。一名男子从侧面的观众席上场,拖着椅子和话筒架放到台前,前方地面上写着“97.8”,那是他的调频。观众将说明书翻到相应的页面,一张模糊的照片对应了台上的人,照片底下是两行字:马建东,河北张家口人,生于1987年,电焊临时工。戴上耳机,在收音机的按钮上输入数字,他的故事就开始了。后续的表演者依次上台,退休工人、家庭主妇、转业军人、北漂打工仔……所有人的第一个动作都是先把话筒架摆到自己跟前。
整部戏的“游戏规则”是,观众每次只能选择听一个表演者的故事,尽管他们之间的声音可能互相干扰。当然你也可以摘掉耳机,放任听觉被噪音吞没。舞台后方有一个斜立的梯子和烧水壶组成的“装置”,随着水的沸腾,“装置”会喷出彩带。在最后,“故事”的结尾,每位表演者依序说出一句看似无意义的话,演出结束。
这就是今年北京青年戏剧节上最具话题性的作品,戏剧导演李建军的《美好的一天》(上图)。首演后,微博上已有热烈讨论,孟京辉在微博中写道,这是“一出最帅的现代舞,一个声音的交响乐,一首关于地平线的诗,一本你在地铁里捡到的日记”,而在本报组织的观剧活动中,该剧也荣膺“最受观众欢迎的国内剧目”。
上周末,这部作品在朝阳9剧场再次上演,而导演李建军也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在一次排练过程中,李建军不戴耳机听了全场。“我说停,因为再不停我眼泪要下来了。演员都说得特别好,但你觉得他们离你特别遥远,怎么也触摸不到”。上周末演毕,一个观众告诉了他同样的感受,李建军说,那一刻,“特别温暖”。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 导演其人
曾摘票房桂冠,也曾遭票房惨败
李建军(左图)在中戏学了七年舞台美术设计。2007年,他获得了第一个执导机会,揣着草场地五月艺术节给的两千块钱,他排出了前卫身体剧《掠夺》。2008年,他初登青戏节舞台,创作的《作品3号:牺牲》趋近于一场在剧场发生的行为艺术,以砸碎灯管和鸡蛋象征“无形力量”对个体的支配。
2010年,试图在艺术和商业间找平衡的话剧《斯德哥尔摩冒险家》让李建军经历了票房惨败,但同年,他将诺奖得主品特的名剧《背叛》搬上舞台,在当年青戏节摘得票房桂冠。2011年,李建军的新戏《狂人日记》在当年青戏节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幕,他与该剧演员组建的“新青年剧团”也走上轨道。
今夏,李建军与演员们深入城市边缘,这些体验成为《美好的一天》的灵感来源,到最后,甚至让李建军放弃了“文学剧场”的思路。
■ 对话导演
跨年夜将推出“公交车脱轨”故事
新京报:2010到2012年你排了一部品特的作品、两部鲁迅作品,今年为什么放弃了“文学剧场”这条路?
李建军:我不愿意再在文学之后,我希望是(戏剧的)第一作者。文学剧场不过瘾,生活这么丰富多彩,你为什么总要曲折地表达?而且做文学剧场,美学上的空间也会相对缩小。好剧本是不少,也有我特别喜欢的,但都觉得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去排。
新京报:今年为了排新戏,你做了两个月工作坊,其间来了形形色色的人,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李建军:还有剧本的时候就不想让演员去演民工,而如果一个真的民工来演剧本里写的民工,他其实也成为演员了。找民工是我们碰到的巨大问题,从五环找到二环,一共来了七八拨人,这个行为无意中就成了一种社会调查。民工是一个非常焦虑、缺乏信任感的群体,一个小工一天收入四百元,其实他们的收入不是城市里最低的,但他们是城市里最没有底线(指工作、生活环境)的人。这个戏的过程中,也为此耗费了一些资金和精力。
新京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李建军:我跟蓬蒿剧场会合作一个新作,在今年最后一天演,讲的是在12月31号这天,有一辆公共汽车脱离了它平时的轨迹,驶过了12点,驶向了新年,穿越了城市,从蓬蒿剧场到城市的六环。我也想做一些低成本的作品,在国内做戏,低成本的机会可能多一些,我也考验考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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