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为什么总要曲折地表达生活？

　　临近开场，观众鱼贯而入。不同寻常的是，每个人会在检票口先领到一台收音机、一副耳机和一本说明书。

　　演员走上舞台，教观众调试设备。一名男子从侧面的观众席上场，拖着椅子和话筒架放到台前，前方地面上写着“97.8”，那是他的调频。观众将说明书翻到相应的页面，一张模糊的照片对应了台上的人，照片底下是两行字：马建东，河北张家口人，生于1987年，电焊临时工。戴上耳机，在收音机的按钮上输入数字，他的故事就开始了。后续的表演者依次上台，退休工人、家庭主妇、转业军人、北漂打工仔……所有人的第一个动作都是先把话筒架摆到自己跟前。

　　整部戏的“游戏规则”是，观众每次只能选择听一个表演者的故事，尽管他们之间的声音可能互相干扰。当然你也可以摘掉耳机，放任听觉被噪音吞没。舞台后方有一个斜立的梯子和烧水壶组成的“装置”，随着水的沸腾，“装置”会喷出彩带。在最后，“故事”的结尾，每位表演者依序说出一句看似无意义的话，演出结束。

　　这就是今年北京青年戏剧节上最具话题性的作品，戏剧导演李建军的《美好的一天》（上图）。首演后，微博上已有热烈讨论，孟京辉在微博中写道，这是“一出最帅的现代舞，一个声音的交响乐，一首关于地平线的诗，一本你在地铁里捡到的日记”，而在本报组织的观剧活动中，该剧也荣膺“最受观众欢迎的国内剧目”。

　　上周末，这部作品在朝阳9剧场再次上演，而导演李建军也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在一次排练过程中，李建军不戴耳机听了全场。“我说停，因为再不停我眼泪要下来了。演员都说得特别好，但你觉得他们离你特别遥远，怎么也触摸不到”。上周末演毕，一个观众告诉了他同样的感受，李建军说，那一刻，“特别温暖”。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 导演其人

　　曾摘票房桂冠，也曾遭票房惨败

　　李建军（左图）在中戏学了七年舞台美术设计。2007年，他获得了第一个执导机会，揣着草场地五月艺术节给的两千块钱，他排出了前卫身体剧《掠夺》。2008年，他初登青戏节舞台，创作的《作品3号：牺牲》趋近于一场在剧场发生的行为艺术，以砸碎灯管和鸡蛋象征“无形力量”对个体的支配。

　　2010年，试图在艺术和商业间找平衡的话剧《斯德哥尔摩冒险家》让李建军经历了票房惨败，但同年，他将诺奖得主品特的名剧《背叛》搬上舞台，在当年青戏节摘得票房桂冠。2011年，李建军的新戏《狂人日记》在当年青戏节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幕，他与该剧演员组建的“新青年剧团”也走上轨道。

　　今夏，李建军与演员们深入城市边缘，这些体验成为《美好的一天》的灵感来源，到最后，甚至让李建军放弃了“文学剧场”的思路。

　　■ 对话导演

　　跨年夜将推出“公交车脱轨”故事

　　新京报：2010到2012年你排了一部品特的作品、两部鲁迅作品，今年为什么放弃了“文学剧场”这条路？

　　李建军：我不愿意再在文学之后，我希望是（戏剧的）第一作者。文学剧场不过瘾，生活这么丰富多彩，你为什么总要曲折地表达？而且做文学剧场，美学上的空间也会相对缩小。好剧本是不少，也有我特别喜欢的，但都觉得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去排。

　　新京报：今年为了排新戏，你做了两个月工作坊，其间来了形形色色的人，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李建军：还有剧本的时候就不想让演员去演民工，而如果一个真的民工来演剧本里写的民工，他其实也成为演员了。找民工是我们碰到的巨大问题，从五环找到二环，一共来了七八拨人，这个行为无意中就成了一种社会调查。民工是一个非常焦虑、缺乏信任感的群体，一个小工一天收入四百元，其实他们的收入不是城市里最低的，但他们是城市里最没有底线（指工作、生活环境）的人。这个戏的过程中，也为此耗费了一些资金和精力。

　　新京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李建军：我跟蓬蒿剧场会合作一个新作，在今年最后一天演，讲的是在12月31号这天，有一辆公共汽车脱离了它平时的轨迹，驶过了12点，驶向了新年，穿越了城市，从蓬蒿剧场到城市的六环。我也想做一些低成本的作品，在国内做戏，低成本的机会可能多一些，我也考验考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