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两茬庄稼 应当再次播种”

　　新京报讯 （记者江楠）1993年，北京5大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5部长篇小说，“陕军东征”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被广泛谈论。如今，20年过去，陕西文学再出发的口号被提出。昨日，在中国作协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文学陕军再次出发”展开讨论。

　　如何出发

　　别仅仅用小说表现当下社会

　　研讨会上，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陕西文学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丰富起了很大作用，并保持着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持久关注和乡土灵魂的深入探索，是乡土文学的重镇，“于是它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乡土文学如何新开拓的问题。”雷达同时指出，陕西文学中浓厚的底层意识、平民意识，让其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即对苦难的神圣化、道德理想的崇高化，“这既感人但同时也是一种局限，有人就认为陕西文学的现代意识、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性不够，营造文化乌托邦，这也可能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评论家李炳银则认为陕西文学中有一种“小说正宗”的观念，而这也反映出其拘泥凝固的一面。李炳银认为在当下社会仅仅用小说来面对生活是不行的，陕西的文学需要一种尝试新的文学表达方式的自觉，使自己用更为广阔的面貌。

　　谁来出发

　　优秀新人作家“凤毛麟角”

　　贾平凹则回顾了陕西作家发展的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代陕西作家出现，代表人物有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到了新时期，路遥、陈忠实、叶广芩等作家形成了第二代陕西作家群。贾平凹说当下陕西文学面临的现状是在收获了两茬庄稼后，应当再次耕耘播种，期待丰收，但陕西年轻一辈的作家产生影响的并不多，这让关注陕西文学的人都产生了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评论家白描的发言中。1985年，白描曾参加“文革”中第一次“青创会”，“当时有人做调研，问我陕西在报刊发表作品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有多少人，我告诉他有1500人。”但白描说自己现在感到非常悲哀，当下陕西文学新人数来数去，都算不出几个，优秀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说陕西文学再出发，但能出发吗？谁能打出这个天下？文学新军在哪儿？”

　　学者陈晓明则对这个问题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慢”是陕西文学的一个特点，他们对于时代潮流的变化总会采用一种慢的步伐，并用这种“慢”在历史转型中养成一种浩然之气。同时陈晓明也觉得在当下文学的生命力很长，“莱辛、门罗都70多岁才写出最好的作品，托尔斯泰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哈吉穆拉特》也是进棺材之前写成的，所以在今天，文学的生命力很漫长。”

　　“陕西文学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乡土文学如何新开拓的问题。” ——评论家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