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评论周刊·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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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武文英对两个脑瘫儿不离不弃,伟大?她把农药亲手递给了儿子,凶残?——

压垮母亲的是哪一根稻草?

2013年12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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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女性题材痴迷的阿尔莫多瓦尔说:当男人和女人有着一样的寂寞、痛苦,女人对此的反应要戏剧化得多,也惊心动魄得多。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坚持了20年的母亲最后成了断送孩子生命的凶手?又是什么让一个村庄愿意为她保守秘密?

  当谈论母亲时,人们在谈论什么?20年,武文英对两个脑瘫儿不离不弃,伟大?她把农药亲手递给了儿子,凶残?无论哪种,这都是一个复杂的母亲。

  村庄的敏感词

  赫庄是个自然村,大约300户人家,不规则散乱的房屋,被油绿的麦地包围着。我本以为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找人不难,可还是费了点周折。

  陌生人的“闯入”,让村口的女人和老人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打量尾随的目光,有点让人发毛。

  打听武文英的家,他们纷纷摇头不知道,有人模糊地说在村西头吧,赶过去,有的说在村北头吧,找了几家,总算遇到“明白人”——其实她的家就是一进村村口的那个房子。而起先指错路的村民就在武文英家屋后的路边,有一位还是和她家隔了一条路的邻居。看记者折回来,他们纷纷散去。

  硬着头皮一番套近乎后,才知道,“武文英”成了村里的敏感词,都知道她家出了事,怕来人是法院和公安的。这种最原始的抱团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他们认为武文英有错,但不该受惩罚。难道20年的付出还不够?几个女人摇着记者的胳膊想得到一个答案。他们极力为武文英辩解着:两个“傻掉”的娃,不会走不会坐,像废物一样,武文英对得起他们。说起武文英过去20年的故事,村民都是一脸痛苦得有点扭曲的表情:她太可怜,可谁帮得了她?现在娃没了,她还要去坐牢。

  你说她命怎么就这么苦?他们叹息。法律的公平正义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在乎的是剩下的这一家人不能散了,那两个小的,谁给照顾呢?

  啤酒瓶子

  武文英在村口的家,是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房子,从远处看,像红砖堆砌的盒子,墙体和屋顶甚至有些歪斜和不平整。我后来几次去拜访,生锈的门上都挂着铁锁。

  和这房子一样落寞的还有她的丈夫高松中,他眼睛肿成了泡,低着头,双手插进裤兜,见有人打招呼,就“嗯”一声。

  打开铁门,正房的屋门大敞着。家里没啥值得偷的,不用锁,高松中说。落满灰的锅灶,晾衣绳上没来得及收的衣服,都保持着武文英自首那天的样子。

  高松中说,妻子被刑拘后,这个家就没开过灶,他和孩子的餐食全靠住在同村的80岁母亲。高松中开始想着武文英的好,“我们是有感情的,她疼我,家里做了好菜,都留着给我。”

  屋子里唯一的一个相框有几张小女儿和小儿子的照片。屋子里,找不到任何关于那对双胞胎的痕迹了,就像他们从未来过一样。

  三间简陋的房子里,床下、墙角散落着啤酒瓶子。

  说起和武文英的感情,高松中垂下头,激动地哭起来,“不喝酒是不会打她的。”高曾经的一位好友说,这几年,高的性情变了,喝起酒来六亲不认,谁也拦不住,多年的朋友都断了交情,村里人对他意见也很大。

  20日的庭审,同样站在被告席的高松中曾不断为武文英说情,“她不易,难为她了。”知道她不容易,那为什么还打她呢?

  高松中的解释就一个字:烦。“我们老了,孩子不还得两个小的养?”高松中每天进家门就开始想,谁敢娶咱的闺女?谁敢嫁给咱的儿?“一回家就烦,烦得很。”家穷,走在村里抬不起头,他说。对于妻子怀疑有外遇,他扭过头,抹了一把眼泪,说,“那是误会。”“我愿意等她,多少年也等。”高松中说。

  但看守所里的武文英态度坚决,她铁了心要离婚。

  母亲的孤岛

  11月20日上午9点,鹿邑县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个牵涉到两条人命的刑事案件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庭审,对法官、检察官、法院律师来说,都“异常顺利”。

  公诉人宣读事实经过占去了多半时间,武文英没有任何异议,“我认罪”是她不断重复的话。

  初次在法庭上见到这位母亲时,我看到的是一个看似六七十岁的苍老女人,但实际上她只有46岁。

  那双眼睛,空洞无物,对眼前的人和物充满着陌生和恐慌。

  整个采访中,她没停止哭泣,像个累坏的孩子,嘤嘤地流着泪水。

  她想起了两个孩子屁股下的褥疮流脓,奇痒无比,招来苍蝇,她还心疼着。说起把农药递给儿子那一刻在想什么,心情是怎样时,她的回答是“不好受啊”。这位没念过一天书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女人,找不到一个更生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那刻的心情。

  人们也许最关心的是这位母亲如何坚持了20年?她是否有过梦想和希望?20年,她没有时间思考人生价值,做人尊严,摆在她面前的永远都是最实际的——活着的问题。家务,照料两个儿子是最现实的问题。她个人的世界已经就此消失了。

  文章在网络上的转载,很多人评论,只要看到“脑瘫”“20年”这两个字眼,这个母亲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也许就是她不曾去认真思考梦想和希望,她才更容易接受眼前的现实,坚持了下来。

  人们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怎么就在20年后选择了放弃?“冲动”是她能够做出的所有解释。或许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摇晃在绝望的边缘。

  没人愿意去武文英家,两个娃穿开裆裤,让人觉得有些难堪。有听她说过多难受吗?村里人总是一脸茫然。知道她的难,但没听她说过。就连和她最亲密的大姐也没听过妹妹的心里话。

  此前地方媒体称赞的报道似乎也没给她任何慰藉。她看不懂报纸上的赞美之词。

  2011年6月,武的外甥韩先峰说曾让她看一个法制节目,讲的是东莞的一位母亲溺死了自己的双胞胎脑瘫儿子,外甥想二姨也是脑瘫双胞胎,和这位母亲同病相怜。

  但是谈起这件事时,武文英说不上来怎么回事,外甥知道二姨肯定没看。看守所的武文英说,不识字的她根本不看电视,“不懂那些人说的啥。”

  她被无助和孤立包裹。

  她拜佛,信主,但始终没给自己的感情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不惊讶的结局

  两万余次的转发,五千余次的评论。但在五千多条评论中,很少有人对于这样的结局表达惊讶,只因为看到“脑瘫”这样的字眼,它们似乎是悲剧的“肇事者”,而救助的无力再次成为抨击的靶子。

  武文英曾花3万五千元给老大做手术,家产荡尽后发现没啥效果,放弃。但事后证明,3万多元不是没有作用的,因为长大后老大能开口说话。但即便知道三万多元能换来孩子张口说话,他们是否有能力再拿出3万给老二治病?要知道,当年治病借的钱还有3000多块至今没还上。

  在一些国家,保险和政府强有力的介入,帮助脑瘫孩子得到更好的康复和治疗,乃至就业,分担家庭的负担。这些对武文英都是遥远的,而偏远的村庄不曾接收到哪怕能带来一线希望的信息。

  她孤独地抗争,拿自己命,拿孩子的命,没有任何预料地接受着自己的悲剧。

  如此选择的武文英不是第一个,2010年东莞的韩群凤溺毙了13岁的脑瘫双胞胎儿子,自杀未遂。当年掀起的热议不亚于武文英,可时隔两年,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

  还有多少家庭,和他们一样?关注也好,同情也罢,总会淡去,希望这个社会给武文英们留下来的,别只是一声叹息。

  □范春旭(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12月9日发表《“慈母”毒杀脑瘫双胞胎 全村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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