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恰当的时候遇到恰当的书

　　【众议书单系列评论之二】

　　开列一个完美的书单，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一本书，这个读者感同身受，那个读者无动于衷；即使同一位读者读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也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毫无感觉，另一个时候却受到强烈的触动。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一本恰当的书，难度不亚于在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

　　开书单，有时候像医生开处方一样，需要对读者望闻问切，充分了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结构之后，再开出有针对性的书目。每每有人请我开书单，我的习惯是先请他列举几本他喜欢的书，根据他的书目再开列与之相关的扩展阅读或者深入阅读书目。但是，媒体不可能像医生开处方，针对不同的读者开出不同的书单，只能开出一份相对完备的书单，供读者自己选择。法国《读书》杂志编选的《理想藏书》，开列了49个专题2401种书，堪称理想书单。

　　《新京报》的这份书单共分文学、社科、经济、历史传记、教育、儿童、艺术、生活八个门类。让一名读者对这些书都感兴趣，是不可能的，但更不可能的是，你一本感兴趣的书也找不到。就我个人而言，对文学、社科、经济、历史传记、艺术五个门类的书目较为熟悉，大都有所耳闻；对教育、儿童、生活类较为陌生。

　　在这些书目中，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陪我度过了2013年的春节。虽然在美学趣味上我更喜欢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文章中排比句略嫌多了一点，但是他的回忆尤其是对台湾威权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忆，是齐邦媛的书中涉及不多的，也是我所感兴趣的。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左翼运动，今年同样由三联书店出版，可惜在大陆如同石沉大海。或许是因为两岸语境的差异，这本书在大陆，左右两方均缺乏耐心阅读。

　　《寻找·苏慧廉》不仅将苏慧廉呈现在读者面前，更是对传教士的“拨乱反正”，愿沈迦先生的“寻找”能够成为一个系列，发现更多的“失踪者”。

　　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思想的力量》，今年内地终于引进，经济学家科尔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经具有重要影响，现在似乎被遗忘，这不是科尔奈的不幸。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刚买到《民主的精神》，这本书提到，东亚民众似乎更加认同民主，“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绝大多数人拒绝这样的威权替代品：军人统治、一党统治以及取消议会和选举以利于强势领导人。”这似乎和既有之见有很大的不同。

　　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诗学和思想史，这两个领域都很小众，所以除了与同好者分享，很少有把这些书推向公众的愿望。除了这两个领域，我的阅读兴趣集中在转型文化，2013年的很多图书与此有关。鲍恩的《民主的奇迹》讲述了美国的制宪会议，但需要补充的是，制宪的过程不仅是民主的，更是精英的，不仅有奇迹，更有许多鸡毛蒜皮的争吵。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和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是对第三帝国时期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的呈现和分析，告别第三帝国与告别那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是两回事。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作者认为，“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讲述了中欧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讲述了他们如何成为“老大哥”的小兄弟。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是一本写于40年代的薄薄的册子，被三联书店列入“中学图书馆文库”。如果对这三个词有些陌生，不妨读读这本书，只需要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

　　□王晓渔（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