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建构

　　在过去六十年中，印度创造过一个所谓的“政治奇迹”，在一个人口众多、酋邦林立、教派分裂、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实行了定期的选举、和平的政权更替，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可谓提供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案例。译林出版社最近引进的《印度民主的成功》一书，对民主制度能够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稳定运作，进行了多视角的解读。

　　一、后发展民主的成功经验？

　　《印度民主的成功》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借助推动适度的权力再分配和其他重要资源（如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的再分配的政治过程得到巩固。但是，关键的财富再分配未能得到有效推动。该书认为印度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即在没有完全排除边缘阶层的情况下，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该书还讨论了印度民主制度的巩固，分析了推动或阻碍其民主发展的力量，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印度在探索民主政体构建方面的经验及教训。

　　学者的分析与外部人的观感有时差异很大。英国记者爱德华·卢斯对于他长期报道的印度有过印象式的总结：印度正在快速崛起，但依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奇怪国度——它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依然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一个羽翼渐丰的核大国，但依然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它有着历史悠久的反物质主义的文化传统，却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信出版社2007）卢斯的描述与外部观察者对于印度政治的观感多有契合。

　　但一些印度研究者对于印度民主的巩固持肯定态度。印度于1947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接受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制定了确立议会民主政体的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议会民主制度下实行普选，印度国大党、印度共产党、印度人民党等主要党派竞争联邦议会及邦议会的议席。迄今为止，印度已经成功举行了15次大选，最近一届2009年大选参与的选民超过了7亿。尽管这期间曾经历多种波折——短暂的“紧急状态”统治、宗教与种族的暴力冲突、宗派主义政治家的煽动撕裂族群、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等——印度的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从其实践来看——正如研究者所主张的——印度民主制在印度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

　　二、政治与经济秩序：短期不同构？

　　印度的民主实践，对于由来已久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众说纷纭、观点歧义的案例。关于欠发达、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过几次比较大的理论嬗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主义范式认为，经济发展带来民主。比如李普塞特、阿尔蒙德等人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存在着同向的相关关系，认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民主的实现，同时，经济发展也需要民主制度的支持。人们由此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能够促发民主，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配套支持。二者相辅相成，犹如驱动现代社会的两个轮子。

　　最经典的同构论见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现代民主政治与现代经济发展高度契合而同构，历史发展到此即无进一步转圜的必要。当然，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宗教冲突等离心现象，已经证伪了福山的乐观论调。

　　近些年一些理论及实证研究强调指出，在中短期内，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尽管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但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阿塞莫格鲁、罗宾逊、普热沃斯基）民主制度既存在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本有着全球最高的人均GDP;同时，也存在于欠发达国家，比如印度。采取威权统治的国家，有些也有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履历；而一些“转型国”，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倒退。这的确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联系”。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集中性政治的行政、贪腐等成本越来越高，其公共投资效率开始低于私人投资的效率，此时，民主的政治制度会比集中的政治制度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沈凌，田国强)。

　　尽管这些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在短期内并非简单的同构关系，阿马蒂亚·森在评价印度民主导致经济低增长的观点时，还是做了进一步的辨析。他指出，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至少并不存在人们经常认为的冲突。森还指出，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表明，东亚那些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激励投资和出口，提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等等——与广泛的民主追求恰恰是一致的。而更多的证据表明，要形成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和政治气氛。

　　三、权利开放秩序：长时段同构

　　对于长时段的观察家来说，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安排的契合关系相当密切。比如曼瑟尔·奥尔森指出，民主政体能够通过保障各种自由权利、厉行法治、践行司法独立等制度安排，而在长时期内保障财产权利和契约权利，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科斯、诺思等新制度学派的思想家也一直主张长时段内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安排密不可分。

　　近年来，诺思等人基于对英、法、美等工业民主先行国的历史研究，提出了解释西方（乃至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颇为新颖的概念框架。（《暴力与社会秩序》，格致、上海三联、上海人民，2013）

　　他们提出，人类历史上存在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随着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而可以推广至人类历史）是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演进过程，从1800年之前的自然国家向现代民主法治国演变的过程。

　　英美法等先行工业民主国家因为率先实现了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入门条件——解决了国家与教会的长期冲突、确立国家垄断主权和合法暴力（军队、警察）的政府结构（奠定国家能力，维持有限而强有力的政府），对国家精英集团及其统治权力的法治制约、对于产权的法治保护（确立法治，建立刚性的政治经济可信承诺，突破、缓解国家权力的两难困境），逐渐扩大政治参与的公民资格（成人普选权的扩展），公共或私人领域内的永久性组织的出现（法人创制），保护个人自由与扩展社会经济权利，等等——而率先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诺思指出，与当代权利开放的社会秩序相契合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是开放的，国家应逐渐摒弃设租和进入壁垒，切实保护社会民主权利和自由，从而奠定长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

　　诺思等人也注意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发展方面的独特经验。诺思认为，中国等后发展国家基本处于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之中。

　　这些国家在权利限制秩序内部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极大改善了社会经济境况，但在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机会共存，并有可能创制出适合自身的崭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建设，必须精心设计、灵活调整、谨慎推行，创造性地发挥国家能力、社会能量和文化智慧，建构起面向未来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四、保护性民主的作用

　　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评价，身为印度人、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的阿马蒂亚·森的论断或许更为中肯。他认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成就是民主政治秩序在全世界的扩展。具体到印度的民主经验，森认为是成功的。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

　　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森也遵循他一贯的“保护性民主”的思路，指出民主制度不仅仅有着促进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结构、规模与生产方式有着同构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对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有着更大的保护作用，使得社会经济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发声（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的托底保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合理地分享到“经济蛋糕”（福利国家诉求下的财富再分配），同时，在经济衰退和危机时，能够得到政府负责任的回应及救助，而不至于沦为最底层的牺牲品。

　　当然，印度的民主实践，如同众多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实践一样，不时经受着暴力冲突、族群撕裂、贪腐横行、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的痛苦。这些在《印度民主的成功》一书中论述颇详。

　　事实上，对于民主话语的绩效及不足，研究者们一直存在着诘难和质疑（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维兰斯基《富人的民主》；鲍尔斯、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细究民主制度的优势与不足、强弱及盛衰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戴蒙德《民主的精神》；赫尔德《民主的模式》；奥唐奈《民主的质量》）。

　　也许正如森所说，印度的民主实践（包括其不足和缺陷）只是表明，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均能适应民主建构的发展要求，并能够摸索、创制出适合自身的民主建设的道路。借助森的乐观预言，我们将能够从印度“情境化”的民主实践的成功与不足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刘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