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井下人”，我们为何需要终极追问

　　12月5日早上，接到采访井底流浪汉的任务，当时部门的副主编连续用了好几个“赶紧”，语气就像在布置一起重大的突发新闻事件。

　　有必要对这样的新闻如坐针毡吗？我有些疑惑，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就曾见媒体报道，流浪汉为避寒，亲手凿开立交桥水泥墙蜗居其内，政府为维护形象，又在桥底立起了水泥锥进行驱逐。与之相比，井下住人难道算什么大新闻？这个问题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一直困扰着我。

　　采访与博弈

　　到达现场时，阳光已经铺满路面，与流浪汉所居住的热力井一墙之隔，是一所日本人学校，学校广播正在播放久石让的《天空之城》。丽都花园一带中高档商品房林立，均价都在4万元以上，环卫工人每天都会对周边进行两轮打扫，路上干净得甚至看不见一个烟头，如果不是媒体曝光，路过的行人或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井下还住了人。

　　到达现场时，一些记者正在争先恐后地进入井盖下面一探究竟。当时我并不急着下井，原因有二：井下人为什么要选择这里，除了有可以打开的热力井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选择蜗居此处；凭借直觉，来的记者会越来越多，对周边关键人物，包括保安、居民等的采访肯定会受到影响。于是在别人下井的时候，我以井盖为圆心，开始观察环境、采访周边的“知情人士”。

　　其实是否这样做，当时也有过挣扎，如果井盖突然被封，那将缺失最重要的现场环境。在和日本人学校保安的聊天中得知，城管当天一早便来过一次，当时并没有封井，这无疑促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判断。一圈采访过后收获颇丰：井下住了多少人、其生活习惯、井的所属权等，这为当天的特稿操作提供了有力的交叉验证。

　　其实部门记者张永生和摄影记者尹亚飞在前期已经介入“井下人”的采访，就在我达到现场不久，后方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报道策划，同事们对此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井盖的意象

　　当天中午，我逐个挪动现场近二十个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拇指粗的螺丝锁死，只有其中四个能够打开。要进入其中并不容易，每个井盖平均有二十斤重，井口只有一小步宽，电视台的记者得“人机分离”才能进入。井下只有两三平米的空间，逼仄的井底还有交错纵横的热力管道。井底大都放着布满污渍的被褥、烟盒、吃剩的馒头和老干妈，大白天的井下，阳光也变得奢侈，你很难想象王秀青是怎么在这里住上十年的。

　　当我从井底爬了7根水泥钢筋，艰难回到地面后，把厚重的井盖盖上，我开始明白为何我们要如此关注这个新闻。

　　北京是一个让人喜忧交织的城市，这里充满机遇，每一刻火车站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北漂”慕名而来，同时，这里又有一批人，无法冲破固化的阶层，他们无法从下流动而上，这些井底人每天重复搬动二十斤重的井盖，地上是高档小区和干净的马路，地下暗无天日，甚至充满危险，一盖之隔，天渊之别。这些井下人就像一个城市流动困境的切口，怎么样才能让城市的底层人活得更有尊严，才是这系列报道的终极追问。

　　媒体的伦理

　　12月6日，新京报用了三个版来报道丽都花园路的“井底人”，两个版的调查特稿和一个图片专版，这组报道和7日与王秀青对话的《井底十年，为了孩子，我觉得值》互为补充，受到广泛关注，但同时舆论对媒体是否应该报道井下人也存在争议。

　　争议主要有两点，一，很多人认为是媒体曝光间接导致流浪人员丧失最后的容身之地；二，媒体将焦点过分集中在王秀青一人身上，事后王秀青生活得到改善，但其他那些井底人呢？

　　有媒体人称15年前就知道北京存在井底人，但知道一旦曝光，他们肯定失去最后一个容身之处，于是选择了沉默。

　　但在我采访过程中，包括接触北京其他地区的流浪人员，都不仅仅只有一处容身之地，没有了井底、还有桥洞、桥底，甚至是人行隧道，井底被封就要挨冻睡马路的说法未免过于悲情。

　　在整个“井底人”事件中，媒体的确呈现了影响力的双面性，广泛报道的王秀青因其经历得到社会关注而最终成为受益者，除了全老太经证实已经被河南当地政府接回老家外，另外两个可能还流浪在城市的角落里，至今仍无音讯。但王秀青的备受关注也存在一定的运气成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仅王秀青一人有手机，能进一步联系，另外三个，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一转身就可能消失在茫茫的城市人流中。追寻个人其实不如关注整个群体。

　　如果没有报道，这些人你是否会关注他们的命运呢？个人认为，此类事件中，客观呈现复杂事实的同时，追问政府职能是否有缺失、救助制度是否合理等才是一个职业化媒体人关注的焦点所在。

　　6日中午，现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工作人员，用混着沙石的水泥铺在流浪人员的井盖上，一名工作人员把水泥圆成一个坟头的形状，将手里的烟倒插在上面，双手合十，像拜祭先人一样，跪下叩头，旁边几个工作人员跟着哈哈大笑。这一幕我并没有写在新闻里，不过我当时觉得，不仅“井底”需要阳光，政府的权力需要阳光，社会的人心也一样。

　　□吴振鹏（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参与《井底人家》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