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手，但不是敌人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定于12月12日发布一份《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联合报告》，显示中国和美国的民众普遍对对方持不信任态度，但大多数人不把对方视为敌人。据悉，调查由美中两国人员合作进行，调查对象包括两国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学者和媒体人士等社会精英。这份报告是2011年启动的“中美安全关注”研究项目的成果。

　　日前，新京报记者专访了项目参与方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沈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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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联合报告》对中美决策者的建议

　　1、重视合作甚于竞争：以两国精英的支持为基础，加强双边关系；维持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以加强民意基础，为应对双边关系中潜在危机奠定稳固的互信基础。

　　2、正确看待极端观点：多数受访者对对方国家既不持强硬态度，也不持敌对态度。政策不应因多见诸媒体的少数极端观点而偏离轨道。

　　3、建立互信：加强官方与非官方交流，参与有关战略与利益的更有意义的对话，恪守双方承诺，均有利于增进互信；双方还有必要说明各自政策意图，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军力发展。

　　4、调和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分歧：中美精英对待世界权力分配的不同观点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为此，双方应开诚布公地探讨如何和平共处，照顾彼此利益。

　　5、台湾问题不应成为双方开展广泛合作的阻碍：美国应充分认识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一事的重视程度，中国应了解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态度。双方应重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不应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而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6、共同制定网络安全规则：互相理解有助于消除双方疑虑，特别是对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稳定力量的商界精英而言。

　　节选自《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联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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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接受调查的两国精英来自五个领域：政界、商界、学术界、军界和媒体界，比如“政界”和“军界”如何调查，是否影响对实际情况的判断？

　　沈明明：两国的调查确实存在差异，不少类别可能不具备直接可比性，比如说“军界”。美国精英调查中的军方精英由退役军官组成。中国的军方精英数据仅包括军方专家学者，而不是军事作战人员或退休军官，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军方学者的观点很可能并不代表解放军广大官兵的看法。

　　再比如说“政界”。中方调查数据中的“政府官员”主要指省市级官员，不包含中央政府官员；此外，这些官员中大多数（如前任大使）早已退休。而美国的调查数据中，“政府官员”均为联邦政府现任官员，大部分来自行政部门，也有一些来自立法部门。

　　精英调查属于配额抽样，不是简单概率抽样。政府官员我们找了75位，军队找了73位军方科研机构的学者，但是我们没有抽样框，所以用它来代表全部的总体是不合适的。

　　因此，从统计学意义说，精英调查没有代表性，只代表了样本本身，不能推论。我们只能是说政府中有人持这种看法，军队中有人持这种看法。在未来调查中，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一类别更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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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其中的公众“抽样调查”是如何进行的？

　　沈明明：公众调查是有代表性的。公众调查部分，采取的是随机抽样，即把全国所有地级市及更高级别的市辖区，放在一个抽样框里面，然后分阶段抽样。先抽区，再抽到更小单位，抽到户，再随机抽到户里面的一个人。

　　公众调查我们是通过入户做面对面的访问，按照95%的置信水平做的设计，允许误差是5%，它的抽样误差是可知的、可控的，样本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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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调查中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沈明明：主要是调查对象的拒访率高，这个项目的回答率是64%，我们调查对象都是城市居民，拒访率高，但这是所有面对面调查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关于中美关系这个话题，接受调查的普通民众相对不会很敏感，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所以在接受调查时没有遇到和主题相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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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报告中提到，中美民众不把彼此视为敌人，但信任度也不高，这矛盾吗？

　　沈明明：并不矛盾，不是敌人不等于信任你。

　　我们这个项目最开始有一个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是，信任是什么。如果你直接问：“你信任美国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实际上对信任是什么，应该界定清楚。

　　国与国之间的互信，第一层是，你和我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不会在军事上采取冒险行动。基于这个信任，我们可以发展关系，很多游戏规则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第二层信任则是，我相信你会遵守游戏规则来发展两国关系。

　　而且，事实上，如果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度并不低。实际上，中美两国的亲近感、对彼此的印象，近二十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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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报告中建议，在报道中美关系时，媒体应该多做正面报道。你赞成吗？

　　沈明明：这个建议是应该提的。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基本上是负面居多。事实上，美国普通民众和中国民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有同样的抱怨，抱怨活儿干得多工资少，和妻子吵架、儿子不好好读书等烦恼。普通民众对另外一个国家不会太关心，即使关心，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大量的信息来自于媒体。普通民众会下意识去服从和追随权威，而媒体的报道也是一种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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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报告中聚焦了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紧迫现实问题，其范围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报告指出，美国精英对网络安全问题非常重视，但往往低估对台军售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中国精英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极为关切，但对美国对网络攻击的抱怨却不太敏感。你如何看待？

　　沈明明：这个是双方在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我们先列出来双方比较关注的议题。美方比较关注知识产权、网络攻击等，中国则是台湾问题等。调查结果是，在中美关系的具体议题上，两国的关切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普通民众根本不怎么在乎台湾问题，中国民众也不是很在乎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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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沈明明：事实上，在中美关系方面，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话题。知识产权是美国对中国提出最多抱怨和批评的问题，但其实这并非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方面有问题，但是不至于影响到两国的军事关系。这是美国指责中国的一个着力点。网络攻击会影响到军事关系，但却是国与国之间一直在努力改变的。

　　实际上中美关系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潜在的未来的，主要来自美国的不放心，是看待过去的弱国现在在变强的一种自然的不安，这种不安表现在各种指责、牵制、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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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调查显示商界精英对彼此国家的信任反而低于普通民众，为什么会这样？

　　沈明明：现在双方的政策不是很利于经济上的交往。具体原因是中国在某些领域还不够开放，但是美国则有隐形的规则。中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受到了很多的阻碍，其实很多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企业违反法律。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参与得越多，这种精英间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用平常心对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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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报告中提到，一些中方精英强调，中国历来都奉行独善其身的思想，不愿发挥全球领导作用，而美国则早已习惯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并将继续履行这一职责。你对中国发挥领导角色持什么看法？

　　沈明明：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学习。这个可以多开展讨论，中国成为大国，还需要哪些。

　　但是不管是否情愿，中国作为大国，都必须要承担责任。大国起领导作用是不可推卸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承担了，比如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已经涨了很多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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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这样一个跨国调查，最后的结果有何用途？

　　沈明明：北大国情研究中心负责提供的只是数据报告，即根据项目最初设计提出的问题，把数据进行描述，数据报告的主要特点就是中立。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给两国政府提供一些这样的数据，证明双方都可以变得更冷静理智一些，发挥智慧，克制冲动。

　　新京报记者 高美 实习生 曾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