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再与文化老人相遇(2)

　　（上接C14版）

　　家中的世界

　　绝大部分的采访，都是在老人家中完成的（只有两个例外，林洙在家旁边的楼租了一套房子专门会客，沈公沈昌文先是在韬奋图书馆接受采访，之后带我们去他的私人“图书馆”参观），这也给了我观察老人生活细节的绝好机会。看一个人的家其实就是在看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李文俊和张佩芬的家整洁干净又充满了童趣，傅惟慈家的小院子我喜欢极了，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让人的内心归于平静，马振骋家里充满艺术气息，各式各样的大概不昂贵却精致的小物件。当然，也有不那么干净整洁甚至可以说很杂乱的寓所。

　　大千世界之所以有趣，在于各式各样个体的存在，所以这些老人们，我更愿意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的个体去观察，我相信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确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关于孤独这件事，我在几个老人身上深深地感觉到了，喜欢画仙鹤的王智量，我相信他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上一次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说“你明天来就行，我6点就起床，你就可以过来。”但孤独的感受绝对不发生在所有老人身上，葛翠琳似乎就把身体衰老看得再自然不过，同时也很知道如何自处。

　　采访中会有一些细节给我触动。比如那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扶着林洙送她回家，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过往40年的人生，都在为梁思成而活。“因为梁思成太棒了！”人的精神力量超越了时间的线性，这是吸引我的。李文俊在家里朗诵《老人与海》的译后记的时候，我内心有着巨大的感动。“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于暮年病后岁末黄昏时，独自通过一道狭窄的后门进入一座空旷的哥特式大教堂……”

　　遗憾与祝愿

　　出于保护一些采访对象的原因，我没办法把我看到的听到的全部内容展现在稿件里，这大概也是一个遗憾。比如A当年被划为右派其实是因为B的一篇文章，而B一生命运的改变，是因为C当年的背叛，而A、B、C三个人的家我又分别都去过，但这些故事或许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

　　我自己觉得很奇怪，所有老人里，在离开徐中玉家的时候我最难过。他由保姆扶着，站在四楼的楼梯把手那里，一只手拿着拐杖，另一只手冲我挥着，脸上挂着笑，我却难过极了。我知道，可能下一秒钟他就会把我忘掉，但我的难过并不是因为自己会被忘记。事实上，我不需要被他们记忆，但我希望他们不要被人们遗忘。

　　新京报记者 姜妍

　　琐碎生活中反省文化

　　这些晚年生活构筑的也是一种历史，虽不再与宏大的时代关联，可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你会看到对文化的反省和对人生的思考。

　　史学家赫伊津哈说：“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做历史而已。”十年前，新京报正是沿着这个路径，以“个人史”的形式访问了近百位文化老人，以他们的个人历程勾勒出文化领域生动的历史。2013年我参与到“再访文化老人”的工作中，编辑部这一次的定位不再是构建历史，而是关注这些老人的晚年境遇。打电话约采访，老人们得知我们想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大多都很讶异，回答往往是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谈的。真正采访时，面对面地坐定，他们也常常一句话就能概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大部分时间就是躺着，真的，因为年龄大了”87岁的高莽这样告诉我。但如果深入聊开去，你会发现他们当下的生活仍与自己曾经的事业相连，在精神层面丰富、深刻。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各不相同，却都有一种历经世事后的宽容与平和。我觉得这些晚年生活构筑的也是一种历史，虽不再与宏大的时代关联，可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你会看到对文化的反省和对人生的思考。

　　新京报记者 江楠

　　在文化老人身上汲取智慧

　　老人给予我时间上的历史感。他们引导我从现实追溯到时间的深处，探寻昨日的世界，对近日形成的影响。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风云，因为他们的讲述而一一重现。

　　记得有人做过一个假设，如果人能够从60开始倒着活，那么他一定可以少犯许多错误。

　　年过四旬之后，我对此有着尤为深刻的体认。在第一重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与第三重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之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天壤之别。所谓的“老生常谈”，所谓的“常识”与“大白话”，有时凝聚着一个人一生的经验，甚至由血泪酿成。而一些人类悲剧和惨痛事实的造成，通常是因为哈耶克所称的“理性的自负”，而背离了常识。

　　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先生曾经写道，自己当年在社科院的一位同事，因为不堪忍受社会运动中的屈辱而自杀。而他自己早已洞悉了这类社会运动的本质，明智而理性地选择了明哲保身，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有限变通，因此得以自保。在当面和我谈及此事时，何先生仍对老友的选择叹息不已。

　　在采访何先生几年之后，我也曾在学术会议上见到他，并和他交流，也曾去先生家里拜访。除了听他聊往事，感受他的豁达和开朗，我还看到了先生身上“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心态。在他的床边和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新出的报纸和杂志，说起最近的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网络上的最新话题，老先生都有所闻。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我在时隔七年之后在武大再次拜访了足足100岁的刘绪贻，和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刘绪贻先生的身体仍然健康，但是，较七年之前更衰老了一些。除了修订自己的口述自传，他还经常应媒体约稿而撰文。作为世纪老人，他对中国的专制统治体会尤深，并且对于儒家的助纣为虐持批判态度。一旦话题及此，他从不含糊。在他回忆西南联大的老师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时，言语之中都充满了温情。但是，一旦涉及历史事实，他从不做伪善的乡愿，好的坏的一股脑儿全说。而刘道玉先生对中国教育近二十年持续的批判与呼吁，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无出其右，其执着和坚持，体现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这也是杨小凯、易中天等人对他敬重有加的重要原因。

　　何兆武洞悉世事之后的豁达，刘绪贻求真求实的风范，刘道玉忧患意识之下的执着，这些无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他们之后，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张世英、邵燕祥、王学泰……他们用自己的身教，使得“寿多则辱”这句话失效。

　　老人给予我时间上的历史感。他们引导我从现实追溯到时间的深处，探寻昨日的世界，对近日形成的影响。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风云，因为他们的讲述而一一重现。老人也给予我智性上的点拨。能够亲承謦咳，对我而言既是职业的所需，更是难得的机遇。为此，我感到很幸运。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