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眼中走样的中国

　　基辛格《论中国》

　　基辛格只想把自己写得“更厉害”

　　□雷克（旅行作者）

　　“失望”有个叫做“希望”的前提。没有过“希望”就不可能有“失望”。今年让我失望的书是亨利·基辛格先生2011年出的《论中国》。

　　基辛格先生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力很大，两边的国家领导人跟他有过亲密合作，而且他貌似不“反华”，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他的书中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内幕和真相。而且书又叫《论中国》，这虽然不是基辛格自己定下来的书名，但无论如何我对任何“论XX”的书都会有一种比较高的期望。

　　但这本书根本不是关于“中国”。它顶多是关于中美关系，更准确地说，这本书是关于基辛格在历史中的地位。

　　书中的历史描写几乎没有什么大错。基辛格不会自己一个人写作，他是老政治家，查资料由助理负责。问题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基辛格对这些事实的说法。他犯了一个看中国的外国人很容易犯的错误：他把中国神秘化了。看完基辛格写的书的读者会认为，中国领导任何决定都能用“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类去解释。我认为这种想法不仅幼稚，而且对中国人相当不尊重。

　　至于基辛格为什么要这样写书呢，个人认为他首先不会中文，其次他写书的目的本来就是把自己的“对手”写得很厉害，这样他自己显得不也一样厉害吗？

　　回头来想，其实也不奇怪。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想象中国，建构中国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在2013年出版，堪称汉语读书界期待已久的盛事。由于作者炉火纯青的史学功力和典雅文笔，由于施华茨学派的盛名，由于《叫魂》、《叛乱》两书积累的声望，更由于本书蕴涵的重大问题意识，众多元老和通儒及时做出了赞不绝口的表态。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公正评价作者的水准和眼光，这样做是应该的。但如果他们误认为作者已经替中国思想界解开了戈迪安之结，那就未免高兴得太早。十多年前，他们曾经对黄仁宇发出类似的欢呼。原因相似，结果同样相似。

　　对于非专业读者和绝大多数思想界而言，孔飞力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六年提出的，此后始终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萦回不去。“中国之命运”问题可以简化为以下的内容。在古典华夏和现代中国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正确路线？如果存在，哪一条才是正确路线？我在《叫魂》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热的群众，理性官僚对群众的本能压制，至高皇权利用群众打击官僚的小算盘。我在《叛乱》中看到土豪的史前史：地方精英通过经营朝廷的政策，在官僚体制外渐成气候，构成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基础。《起源》无异于以上两书的正——反——和收场。列宁主义国家通过革命铲除地方精英，收回了至高皇权所失去的一切。

　　然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实现吗？作者将解答的责任推回中国人手中。“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如前所述，作者已经精彩而有力地说明：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上，“中国自己的条件”等同于“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至此，我已经确定：作者所谓的“中国现代国家”只是“现代时期的中国”的意思，并不打算保证“中国现代化已经实现或可望实现”。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梁启超的时代和命运，前途仍然未卜。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庆功宴。这不是作者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张彤禾《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应打破西方作者迷信

　　□韩戍（书评人）

　　中国人始终有崇洋的心理，在读书上亦然。一样的主题，只要署名是外国人，便仿佛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以工人主题的著作而论，《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两位作者都受过严格社会学训练，数据翔实、调查科学、见解深刻，已将当代中国工人问题讲得非常透彻。然而这样的学术著作少有人读，读者竞相追捧的是华裔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张彤禾认为，女工们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她们在城市里积累生存智慧，向上流动，很多人甚至达到中产的行列。这些人与当年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先驱者一样，身上充满拓荒精神和进取精神。然而，这个结论与我们日常的观察距离很大。这些人在机械的流水线上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看不到希望；受教育水平和房价、户口的限制，打工者最后多半回到家乡，即使留在城市也是从事下层职业。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疏离于农村，等待他们的实际是既回不去也留不下的命运。这比坚守“落叶归根”的上一代打工者更加痛苦。

　　我用电子邮件采访过张彤禾，发现其中文表达非常困难，对中国问题也很隔膜。她也调查，但都是浮光掠影的走访，谈不上深刻。只因为她是“外国人”，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写了一部浅显甚至偏离常识的书，便被出版社和媒体吹捧为什么“有血有肉地还原中国女工”、“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闭关锁国，学术落后于西方。然而，近些年由于科研经费的增加，学术环境的改善，科班训练的严格，很多国人对本国问题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的所谓专家教授，更不要说张彤禾这样一个记者。是时候打破对西方作者的迷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