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4:失望之书·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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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描越模糊的上古历史

2013年12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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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公天下》
吴稼祥
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小书之小,界在何处

  □伯樵

  李学勤老师作为学界泰斗,开讲《<史记·五帝本纪>讲稿》,无疑极为令人期待,从作者,到题材,再到出版社的品质,这本来是一本想跌份儿都难的质量保证之作。但偏偏是这样一本书,高不成、低不就。说它手法太细,却又过于中规中矩;说它题材太宏,但仅讨论一篇史记文章又略显底气不足;说它学术,却一没有提出新颖观点,二也没能详尽地展示学术方法、文献解读的不同侧面和多样性。这本书内容几乎没有破绽,但除此之外却也乏善可陈。

  当然,如果我们了解本书是根据“大学通识教育”的推广项目上的短短几堂课的演讲稿听录而成,大概也能猜到“通识班”这种名为“经典文本细读”,实为大学生夏令营&summer school的项目中,课程的深度能有几何。说白了,这类活动更像是一个兴趣班和学生交流活动,而基于这类活动出版成的书,自然也都透露着一股水灵灵的气息。

  首先,本书由于基于《史记·五帝本纪》展开,内容其实相对较窄,虽然李学勤老师也纵横捭阖地介绍了许多关于《史记》成书的背景,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为何要从“五帝”开篇等等背景知识,但其讲授内容中的广度还是大受局限。

  其次,若是做深度的“文本细读”也无不可,毕竟对文本的准确把握是我们了解文献的基础。但是本书中只是就事论事讨论《五帝本纪》说了啥,既没有向学生传授解读分析古代文献的一些常用方法手段,也鲜见其横向地将此书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进行比较来辨析《史记》的史学史意义。简而言之,李学勤受人以鱼,而未授人以渔。就像解说员讲解一场足球比赛,如果全部内容都是:“A将球传给了B,C一脚球打高了,D摔倒在了场上”,那么这样的足球解说无疑对于球迷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更希望听到解说员会去跟你分析场上的形势、教练的战术、换人的技巧、一周前的比赛对今天这场比赛的影响。

  第三,既然在宏观的历史、学术背景,以及微观的文本细读方面都鲜有发挥,那么也许提出一种新的观点那也不错……但是,李学勤老师真的只是扎扎实实地按照主流观点、传统认识和标准注疏来讲解,并没有什么新见。当然,这点确实也是客观使然,毕竟“通识班”的旨趣并不在此,而且在学界有普遍共识的情况下,也完全无须一味求新、为新求新。但是,这本书可以出版的最后一条“学术理由”也随之落空。

  最后,本书“文本”的内容居然就是一字不差、全文抄录了裴骃注解的《史记·五帝本纪》,在这本本就不厚的书中(180页左右),居然占据了1/3的内容;而“附录”中,更是塞进了两篇李老师的成名旧作来撑长篇幅。我无意对作为学界耆宿的李学勤老师和作为业界良心的三联书店有任何不敬,但一本书最后要被注水成这样,也着实说明了夏令营讲座的特性所导致的演讲内容本身的单薄,对于一本“准学术”书籍的毁灭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从属于的“经典通识讲稿”系列中,仅就我读过的几本而言,都或多或少存在以上所提及的问题,虽然诸如王铭铭和朱鸿林老师都能在短短的篇幅中,不仅完成了规定动作,甚至还能将自己业已发表的研究其探索过程中的种种思考一一展现给学生看,使学生在了解经典文献的同时,也能一窥学术门径。但更多的著作不是充斥着矫饰主义的过度阐释,就是带有明显派系色彩的独断之言,对于求知若渴但又无所适从的很多青年学生来讲,着实不是一个福音。

  吴稼祥《公天下》

  《公天下》没有实证精神

  □唐山(书评人)

  2013年最失望的书是吴稼祥的《公天下》。

  对这本书,大概期盼了1年左右,真看到后,感到非常失望。作者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作为学者,应坚守本分,不能为了推销自己的观点,便放弃最起码的实证精神。

  首先,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公天下”是不是其“根本”,值得推敲。要警惕这样的冲动,因为当下人们重视自由、民主等价值,便一定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挖”出点同样的东西来,以证明它们并非外来户,而是我们先前就有的。这不仅会误读古代文献,同时也没有现实意义。前代学者已多次碰壁,今人不应再蹈覆辙。

  其次,为力证“公天下”,不加取舍地使用材料,比如仅靠只言片语,便直追三代,须知甲骨文是商代中期才有,晚于三代千年左右,留存至今的那点文字记录怎么能看成是信史呢?在含糊的史料上大肆演绎,岂非“又向荒唐演大荒”?

  在《公天下》中,有太多历史决定论的痕迹,与传统中学历史教材的思维方式并无差别,而在严谨上又远远不如,只选支持我观点的材料,无视不同的材料,这样的“启蒙”,实为新的洗脑,按这种嫁接手段,什么样的怪论都不难做成鸿篇巨制。

  传统文化真的是走向现代的阻碍吗?传统文化中有,所以今天人接受起来就格外容易?这就忽略了真正的阻力很可能来自现实中的人与机制,它们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忽略了这个主要的责任者,非把板子打到文化的屁股上,可文化人人有份,其结果就是,大家都海骂两句“糟糕的文化”,便坦然甩脱了自身的责任,那么,就算我们有个无比辉煌的“公天下”,又有什么意义?

  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

  生态并不总是决定社会

  □维舟(书评人)

  一如既往地,王建革的著作仍是那样密实而富有洞见,通过严谨的材料梳理,让人对不同环境下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认识。与坊间许多同类著作比,这无疑是一本好书,但仍让我不免失望,因为我原先的期待更高。

  与之前作者对蒙古、华北农村的论述相比,可以看出其治学理路并无太大变革,也并未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但在新课题中不断创新,是一流学者的特殊义务。

  书中隐含着某种“生态决定论”:居住在江南地区的人类从适应低洼沼泽地带,慢慢地改造了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决定了景观、社会、乃至文化与情感的变化。环境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在山区或草原或许较为明显,但江南水乡自中古以来乃是中国最复杂和发达的社会,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干预也远远强烈得多。由于采取的是一种是以生态为中心的视角,因此在他笔下,江南持续一千多年的开发,几乎像是一个失乐园的过程,尤其在宋明时期,连江南的景观也发生了退化。但“小环境和小农经济”果真是一种“压抑的环境”吗?事实上或许正相反,正是原先那种大集体的破裂,使个人空间得到了蓬勃发展,不然宋代以后江南的经济和文化繁荣从何而来?至于说宋代诗人对景观的描写“越来越以家庭环境为中心,呈小巧化、精致化趋势”,这也很难说就完全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促成的,事实上,宋代的诗风整体上就与唐诗不同,不那么阔大而关注日常生活与细微之处。

  概言之,作者将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简化成了某种线性变化的进程,对某些问题的思辨有所不足。在江南水乡这样的环境中,生态并不总能决定社会,因为这里的生态,常常本身就是被人强烈改造过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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