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是否更应爱惜羽毛？

　　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众名家力捧的“哗众取宠之作”

　　□章俞（书评人）

　　今年中期，学界有匹“黑马”横空出世，作者带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著作“走南闯北”，处处演讲；各大媒体也纷纷不惜版面重点报道。这匹“黑马”，便是尚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硕士生周言。其著《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更是因推荐名家太多，以至于出版社做了长裤腰般的“联袂推荐”腰封：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教授易社强等名家巨擘赫然入目，极力推荐此书。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冯天瑜作序推荐，易社强更是将周言定义为王国维研究的最理想人选。

　　在《晶报》、《南方周末》的宣传之下，加之名学硕士的推荐，本人按捺不住好奇心的诱惑购买了《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带着极大的期待翻开了这本传奇之作。然而，此书被宣传得有多厉害，期望就破碎得有多厉害。值得一提的是，《凤凰周刊》曾刊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永嘉对此书的书评，文章正文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且能明显看出朱先生在结束之时笔锋一转，借助陈寅恪道出自己的观点：“余英时把陈寅恪捧得那么高，有他的政治需要。我们也不会因此把陈寅恪贬入地下，什么事还是实事求是的好，两岸的学者还是可以各说各的。”

　　从目录来看，此书确乎学术研究之佳构，但当读到百来页时，便已丧失了阅读的兴趣，往后部分几乎是捺住情绪读完的。全书不过将王国维的诗词、书信、年谱以及一些回忆文章和研究篇目抄撮而成，以至于正文内容为双引号所“殖民地化”，偶尔间一二衔接之言而已。再细读衔接之语，要么是对引文的白话陈述，要么是对引文的背景介绍，几无夺目灼见。即使再退一步，作者如此为之，或受某种写作风格所影响。但，正文脚注暴露了作者大部分判断皆引自他人之论。而且，若言作者自身解读，诸如王国维的礼制研究、元史研究、西游校注等学术研究，或因作者太过于极力将王国维与政治勾连起来，使得书中几乎将王国维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覆盖上了政治反抗色彩，这种臆断式的学术成果实在牵强附会。读毕全书，实未看出作者有多少源自自身研究而来的真实见解。并且，有些篇目读来有与研究目的脱节之嫌，虽可语之为历史背景介绍，然全然不见王国维踪影，不免让读者以为充数之嫌。

　　在翻阅完全书之后可以知晓，全书添加众多额外篇目，作者紧抓王国维对苏俄革命之于国朝之影响的话语“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不过极力欲将王国维塑造成晚清遗老里的天才预言家。而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添加的脚注显示的那样，王国维之于赤化的态度其实早有学者研究过，如作者所引用的《王国维全集》里的周锡山所撰《前记》与众所周知的林志宏《民国乃敌国：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等。尤其是后书，《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中反复出现诸如“林志宏认为……”、“据林志宏……”等句式，使得全书读来感觉不过拼凑他人观点而已。若要深入了解晚清遗老们的精神世界，倒不如直接读读林志宏的著作，实在没必要浪费金钱购买此书。

　　书名曰“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实在让读者误以为是研究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观全书，大抵作为活在民国的王国维写了部分对社会局势的揣度或如正常人般对时局发牢骚或顾虑而已，并非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之间有何双向关系。如此命名，实在有哗众取宠之嫌，亦有欺骗读者之疑。也如前文所言，此书读来有脱节之味，尚有一因乃作者并未建立一个严谨的研究佳构，前前后后不过作者不断呈示琐碎材料加上译注或注解的散篇而已。如此，此书并未有某些报纸大力吹捧出来的所谓“学术创见”，不过拾人牙慧之几篇“借鉴”文集而已。若言近些年对王国维研究有何“学术创见”，于闽梅的《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对中国文论学术现代转型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倒是作了很好的阐释。

　　腰封一直以来备受诟病，原因就在于名家们不爱惜羽毛，胡乱荐书导致读者受骗。对于这样一本哗众取宠之作，真不知杨天石、张玉法、黄克武、王奇生、易社强和冯天瑜等名家为何会有力荐之举。即使碍于情面而为之，也无须撰写如此美化的语言来吹捧吧？若非情面难却，作为受人尊重的学者却又为何眯眼说瞎话而误导读者们呢？

　　袁伟时《缠斗》

　　《缠斗》之弊：缺乏论据与新意

　　□启风（书评人）

　　这是袁伟时先生两年来的第三本访谈、演讲集了，内容依旧是对近代史的重述。袁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他所做的是学术研究，站在学术立场上说话。我们知道，历史研究讲求从细节着眼，以史料说话。而袁先生论事则往往是宏观的，在作出相关论断时也没有给出充足的论据。如袁先生说袁世凯切实想实现军政分开，即没有摆出让人信服的史料。

　　本书另一个问题是重复内容过多，不少事情被袁先生向记者一再提及，如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在书中至少出现三次，每一次的论述都大体一致。《大公报》因报道河南旱灾而被停刊三日的传说，也被袁先生至少两次拿来说明国民政府钳制言论自由。事实上，《大公报》是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而被停刊。在《大公报》停刊期间，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依旧在连篇累牍地报道河南灾情。

　　袁先生一方面大力抨击国民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使舆论“噤若寒蝉”，另一面又大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等刊物大胆敢言，袁先生难道没有发现其中的矛盾吗？袁先生对北洋政府的“拨乱反正”也略显过头。北洋政府仅仅是表面上的三权分立，但国会的解散与召集全由当权军阀一言而决，这样的国会又有何权威呢？

　　第三，袁先生批评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没有及时关注新的学术成果，其实袁先生自己也存在这个问题。袁先生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掩盖罪行”，但真实原因是想报复清廷；袁先生还说袁世凯曾给宋教仁50万大洋，这个故事的出处是蔡寄鸥的文学作品《鄂州血史》，不足为信。袁先生致力于传播的一些理念或许是对的，但如果不能同时举出匹配的例证，就不免成为袁先生所批评的对象唐德刚了：嬉笑怒骂之余，少了一些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