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古籍，多未必佳

　　《鲁迅全集》（2005版）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不全的“全集”，简单的呈现

　　□赵松（诗人、书评人）

　　按理说，以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多年来有那么多的人在靠“鲁学”吃饭立身，出一套编校精良、注释详实公允的全集，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偏偏就成了个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新版18卷出来后，补充了书信和日记各一卷，注释里的内容已有较多的调整和丰富，但总体上看仍旧了无新意。它既没有充分吸收国内外鲁迅研究的成果，也看不出国内研究的进展。尤其是仍然没有收入鲁迅译文集和辑校古籍等非创作部分内容，因此并不算是真正的“全集”。这种状况出现在政治环境已相对宽松了许多的今天，实在是令人汗颜无语。再对比一下东邻日本在鲁迅研究方面的严肃态度和成绩，真不知道国内那些“鲁学”专家们颜面该置于何处。而人民出版社的这套《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出来时，颇令人兴奋了一下。之所以会让人兴奋并有所期待，一是它的编辑体例比较新颖，二是收入内容更为齐备。但看到书后，则是又一次大失所望。因为它只是一个“点子”的简单呈现。它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注释。相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的那种僵化状态，这种把一个原本不错的创意粗陋呈现的方式，又如何能让人满意呢？“而在我们看来，注释本只是一种有可能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看到编者止庵的说法，也就明白了这套书缘何有如此不学术的面貌了。文学领域的学术品质，常常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气。

　　费尔南多·佩索阿《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译者不严肃，出版不专业

　　□赵松（诗人、书评人）

　　此书出版后引发的批判与争吵之激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够得上一个丑闻。当然在当下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丑闻发生的时代里，它确实又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准确地说，它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于关注佩索阿的人群、文学热闹的爱好者、文学翻译和出版界之间。事情过去之后，我们来心平气和地谈它的令人失望之处，其实主要体现在译者的不够严肃和诚实，以及出版方的不够专业。试想，一个连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借鉴都搞不清楚，对所用版本（英译本）缺乏深入研究考证，或者说对这些根本问题都缺乏基本的敏感，而且不懂自律的译者，如何能提供可靠的有质量的译本？而出版方的编审以及责任编辑的不专业和不负责任，也是让人瞠目。另外一个比较耐人寻味、值得反思的现象，是那些为此书抱不平的读者所持的态度。他们强调的“宽容”以及此译本“语感”更舒服、文笔更好等观点所折射出的，其实恰恰是把“同情弱者”与基本的“是非判断”无限度地搅和在一起、习惯性地把某种“腔调”等同于“语感”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个理性缺失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很多人在判断是非的时候，会把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并掺入过多的个人情绪。也正因如此，这本书的令人失望，其实是双重的。

　　《剑桥中国文学史》

　　有资料，无个性

　　余华《第七天》

　　专门为老外写作？

　　□李淼（中科院研究员）

　　《第七天》这本书大家谈得多了，无非是说余华退步了，用饥渴营销法卖书。这是一本老外一定会喜欢的书，因为余华写的尽管曾经在西方发生过、但对多数中青年西方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近年来不断在中国上演。我希望余华的多余才华被他有意无意地藏着掖着，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爆发。

　　《平生壮观》

　　点校不佳，不如影印

　　□陆蓓蓉（古典文学研究者）

　　整个2013年在撰写博士论文中度过。所以“用”书日多而读书日少。要说我最失望的书，还真都是用过而偏偏觉得不大好用的那些。我打交道最多的是明清两朝与书画相关的著录文献。近年这类古籍的标点重排本日渐流行，但质量却高下有别。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顾复《平生壮观》，点校者林虞生。这书我常用，改出错误不少。限于篇幅，就举近在10页之内的三例。

　　第227页：王弇州云“五代、宋初人画山水之稍清润者，即以为王摩诘，意者见《捕鱼》、《雪溪》诸图而云然乎？”

　　按：后半个引号应该加在“摩诘”的后面。“意者”云云是顾复的话，不能算到王世贞头上去。

　　第232页：二少女步而从，一携琴，一提药笼。六白先后之二村童，长者亦肩衣襆……

　　按：“六白先后之二村童”，不成文。点校者所据的底本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影印蒋汝藻钞本。据检原钞，亦是“六白先后之”。然此跋语出自王世贞之笔，收入《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零。《续稿》的明崇祯刊本也已经影印，检出一看，乃是“六白羊先后之”。所以此处应当出校，而 “之”字后面必须断开。

　　第236页：史弥远跋字甚佳，云韩侂胄势夺于松，弥远得之于杲，五百年来读者，能无杜牧之“后人而复哀后人”之叹哉。

　　按：在我未曾引用的前文之中，作者已经引用了史弥远的题跋。故这里的“云”不是“说”的意思，而是句末语气词，应当属上。“韩侂胄”以下，全是顾复的感慨了。

　　因为阅读的需要，我其实很希望能够出版更多的古籍著作。但对于那些并不特别常用的，其实以影印为佳——质量普通的“点校”，有时候反而是害己害人。

　　□凌越（诗人、书评人）

　　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期待由来已久，两位主编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素来是我景仰的海外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学者。孙康宜的《文学经典的挑战》和《抒情与描写》，宇文所安一系列唐诗研究专著我都曾细心拜读过，并深为两位学者细致的有想象力的治学风格所折服。几年前得知他们正在编《剑桥中国文学史》，自然引起我的好奇心，当年中这套书出了中文版，我也迅速在网上购得（尽管价格不菲）。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热情却慢慢冷却下来。客观地说，对于在内地忽视传统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这套书有某种程度的“补课”作用，书中的资料收集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在阅读中我们可以不断获得不少知识。可是文学史并不仅仅是已有资料的简单堆积，好的文学史显然更在于批评眼光的独到，在这一方面，《剑桥中国文学史》就显得比较薄弱了，由于对文化背景和文化视野的强调，对经典作家的关注度严重削弱，在有限的篇幅中也缺乏新意，少有个人化的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从热情高涨地翻开书籍到满腹狐疑地合上书卷，这套书算是对“失望之书”的最好演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