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最近数年来，国内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这一轮革命史研究热，明显超越了传统革命史学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今年，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主编的《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革命再阐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入了八篇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陈说提出了新的解释。无论是史实的梳理，还是新观点的提出，都令人耳目一新。本报摘编了书中导言。

　　“革命成为一种美德”

　　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

　　中国革命是一场世纪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这一看法似乎是老生常谈，却仍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某一阶级；二是革命源于对外，是从外引发的，而非内生的。

　　20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基本上是两代知识分子领导的。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

　　“排满”压倒一切，既是革命速成的经验，也是共和无果的教训。不过，共和虽然无果，推翻帝制的意义却不容轻怠。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这场革命在社会底层的反响只是死水微澜，而胡适则注意到这场革命对知识精英心态的巨大冲击以及对社会上层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自然志得意满，而立宪派则难免垂头丧气；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受歌颂，立宪派则大江东去，任人嘲笑；革命党人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灿烂光辉的事迹，立宪派则深恐他人旧事重提，甚至自此隐姓埋名。

　　革命之后的妥协，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然而竞争的双方不能建立共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一遇对抗即诉诸暴力。在野的一方再起革命，在朝的一方武力镇压，均希望以暴力压倒对方。1913年当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说：“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革命复产革命”意味着革命具有繁衍性和递进性。

　　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

　　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进入20世纪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改组几乎是同时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组合而成的运动。国共两党之外，无政府主义派、中国青年党，乃至1927年后的第三党、中共党内的托派、国民党内的改组派等，均是那一时代中国革命系谱中的一环。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以革命为诉求的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反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与清末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代。后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质，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定。除了中国自身的“革命土壤”外，世界局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地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更准确地说，厌弃资本主义与向慕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五四之后的五六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在五四时还认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但五四之后不到两三年，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共产主义。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五四知识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

　　革命一次比一次激烈

　　革命的诉求指数会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史学以五四为界标，将其前后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新旧的准则，主要以革命领导阶级而定，判定之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之后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若超越这样一种先验的阶级史观，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演进意义，还可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观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从国内革命走向世界革命，从种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从共和革命走向共产革命，从小革命走向大革命，从有限革命走向无限革命，无不是这些激化演进的表征，而中共革命的兴起，则是这些激化演进的典型。

　　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国际将中共失败的责任，归因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做法，不仅让陈独秀个人受屈，更严重的是导致全党进一步向“左倾”迈进。党内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清算，反而一味批右，稍涉平和理性就被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于是宁左勿右的风气在党内进一步蔓延升级。

　　辛亥革命的特质是种族革命，以社会分化为手段，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会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