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谋子身边的日子（上）

　　【光影散记】

　　□白睿文（美国学者）

　　关于张艺谋的意见很多，这几年来批评的声音特别多。但当我想到这位三十多年来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时，除了他的电影画面外，总会想到我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那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记忆。

　　与张艺谋的缘分应该是从《活着》开始的。当时我还在读本科，我的中国文学老师王汝杰在课上给我们放了《活着》的录像带。后来，我还被分配要用汉语作一次关于《活着》的口语报告。那次口语报告作得非常详细，虽然有点幼稚，还用我当时迷上的存在主义和佛教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门派来导引我对影片的阅读和分析。差不多半年后，在台湾的金石堂书店买到麦田出版的《活着》原版小说，当天我就一口气读完，震动非常大。后来又看了王斌的《活着——一部电影的诞生》一书，对电影改编的过程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时没想到一年之后，就是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活着》会成为我的第一本文学译作。虽然翻译《活着》主要是因为余华的小说，但从某个层面上说，也是冲着张艺谋的电影而来的。

　　又过了差不多两年，我当时在纽约攻读博士学位，接到一位制片人的邀请，要为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担任剧本和字幕翻译。在翻译完成的几个月后，我才终于见到张艺谋导演。那次张艺谋来纽约，我和辅导老师王德威教授和东亚系中文组的主任、也是张导演的老朋友刘乐宁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内一起用餐。那时候我还年轻，见到张导演有点“粉丝”心态，好比见到多年以来崇拜的一个偶像似的。既然如此，张导演对我也非常客气。

　　往后的几年，每当张艺谋来到纽约或洛杉矶宣传新片，发行公司便找我担任口译。那时候我一边读书一边接这种口译工作。除了张导，我还断断续续地为章子怡、王小帅、谢晋、贾宏声、侯孝贤、莫言、苏童等人担任过口译一职。在这么丰富的口译经历里，我接到张艺谋的邀请时，总是最开心的。

　　替张导演担任口译，总的来说都是几天的活儿，一般是发行公司会安排两三天的媒体访问和记者会，再加上几个放映后的座谈，偶尔也会安排参加一些电影节或颁奖等活动。无论跟老谋子参加什么性质的活动，总是那么的舒服和自在。一开始导演会讲一两句话，停下来让我翻译。大概是导演发现我的翻译又快又准确，就有信心讲更长的一段话，所以就讲一整段才停下来，导演发现这样也没问题就会讲得更长！甚至有时候五分多钟的内容持续讲下去，然后我也跟着用英语重复五分钟的内容，就算那么长的段落我落掉的内容也很少。时间久了，我们之间找到一种节奏。身为一名口译员，觉得这种节奏相当重要，我想这背后有我和导演一起建立起来的互相尊敬和信任。

　　过去听过太多死板的口译，讲者说得有声有色，口译讲得迟迟钝钝毫无感觉。工作久了，我意识到好的口译员必须是位好演员，因为准确地把原话翻成外语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语言背后传达的情感。从这方面看，译者的确需要一点演戏的天分。如果原来的演讲者讲得很幽默，经过口译听众一样应该笑起来；原话有点讽刺，经过口译听众还是应该察觉到他的用意；如果讲者话中有话，译完后听众也应该可以猜出来另外“那层意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