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俄国文化重现“文学中心主义”

　　【致敬词】

　　这是一本动人心魄的见证之书，诗人与文化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配得上自己和民族的苦难。凭借强韧的意志和卓绝的书写，她独自迎战聋哑时代的恐惧嗜睡症，见证爱、恐怖、记忆、文化和信仰之存在。这是一项黏合脊柱、唤醒良知的工作，深蕴无情的明晰，含泪的嘲谑，对历史决定论的弃绝，对故意遗忘的抗争。她记下的不只是她的丈夫、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备受折磨的流放和不知所踪的死亡，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诚实与谎言、勇气与怯懦、守望相助与落井下石、精神自治与灵魂奴役的生动细节。这是一张暴行与伤痕的清单，它的表层是仇恨与控诉，它的深处却是仁慈与救赎。对极权及其结构的冷静打量，并未损害她对诗之秘密与文明火焰的精致描述。这是一部伟大的俄语散文，经由杰出的译笔，转化成疼痛的汉语。作家跌宕酷烈的生命经验与敏感细腻的心灵语言交相辉映，向她的中国读者和同行，诉说了共同的命运与沉重的启示：如若获取人的尊严，必得抵制遗忘的劝降，背负记忆的责任，疗救人性的坍毁，抱持健全的信念。未来之人如欲重复曾经的疯狂与残暴，须先穿越如许文字构筑的法庭与祭坛。这就是一本书的力量，一个人的奇迹。她不息的热能和不灭的祈愿，必与永恒同在。（by 李静）

　　这是一本动人心魄的见证之书。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用她一生的苦难和卓绝的书写，战胜聋哑时代的恐惧嗜睡症，见证爱、恐怖、记忆、文化和信仰之存在。

　　这本书 请浏览序言

　　我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写了一篇很长的《中译本序》，长得居然让一位网络评家直呼“难以卒读”，他还据此判断出了“学者”和“诗人”的高下（这位论者本人大约也是一位诗人或准诗人）。

　　其实，论文和诗都是建筑在布罗茨基所谓“节约原则”之上的（布罗茨基：“诗歌是节约的同义词。”），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我的那篇序言很长，自然也就把我关于此书要说的话都说尽了，关于它的价值、它的意义，我想说的话都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必要再次转述。要想了解《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请仔细阅读全书；要想了解我关于此书的意见，也请顺便浏览一下我的序言。

　　这一年 俄方对于中国文学兴趣愈加强烈

　　作为一位研究俄国文学的人，我这一年里最大的感受或曰收获，就是进一步密切了与俄国文学文化界的关联。

　　年初，我应俄国最重要的文学报纸《文学报》约请写了一篇文章《莫言：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向俄国读者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新得主；在我译自英文的两卷本《俄国文学史》（米尔斯基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面世后不久，我将自己撰写的译序改写成俄文论文，刊发在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学术刊物《俄国文学》2013年第3期上，据该刊编辑称这是他们首次刊发中国学者的长篇学术论文；11月20日，俄国《文学报》“世界俄罗斯学之星”专栏以整版篇幅对我进行介绍，还同时刊出著名学者阿格诺索夫教授关于我的一篇介绍文章；12月初，我应邀参加第二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并作为文学组代表走上艺术圣殿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在论坛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

　　我甘冒“炫耀”之嫌列出自己在这一年里经历的这些事，只是因为我通过这些亲身经历感觉到了中俄文学文化关系在这一年里出现的某些新变化：首先，中国的俄国学学者与俄国学人之间在中苏蜜月时期即已固定下来的“学生-老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解构，两国同行间真正平等的学术关系开始形成；其次，在中俄两国构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除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之外的人文外交开始显示出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潜能，俄方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体现出远比从前强烈的兴趣；最后，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同时在中俄两国复又引起关注，俄国官方欲将曾在俄国国家形象和俄罗斯民族意识构建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俄国文学当作一张不会贬值的文化名片，而志在迅速增强和充分展示文化软实力的中国似乎应对这一俄国独有的文化现象也予以足够的关注。

　　这一代 狂欢化色彩最浓的一代

　　看到“这一代”三个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指的应该是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也就是在恢复高考后走进或没能走进大学的一代人。“代”向来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虽说西方人大多以20年作为“代”的时长，中国人也有界限相当分明的“辈分”之说。至于我这一代，其构成则更加宽泛：我大学的同桌就大我一轮，与我同样属猪；我的同学中有人当了部长，也有人早已下岗；我这一代人还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角色转换最多、狂欢化色彩最浓的一代人，红小兵，红卫兵，知青，农民，大学生，文学青年，留学生，讲师团成员，研究生，博士生，公务员，商人，海外华人，学者，海归，博导，退休干部……一个人往往能在不长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把这些角色轮流扮演一遍。这一代人曾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勤奋刻苦；这一代人做官治学，留洋下海，阅尽古今中外；这一代人志满意得，实际上正在左右着当今中国的方方面面。每一代人都注定有其优劣长短，也注定有其功过是非，正在舞台中心忙碌着的我们这一代人或许已经应该开始思考：在送走了我们含辛茹苦、却饱受诟病的父辈之后，我们该如何“坐庄”才能少受后代的诟病；在迎来我们朝气蓬勃、却充满叛逆的子辈之前，我们该如何“离退”才能遗传我们的坚韧和宽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