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书评周刊·年度好书·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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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终审评委的声音

2014年01月07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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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审评委名单:

  朱永新(新教育发起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

  李静(文学评论家)

  朱朱(艺术批评家)

  恽梅(《父母必读》杂志主编)

  陆晓娅(心理研究专家)

  张勇(教育研究专家)

  《平如美棠》

  书中的爱不像糖更像盐

  因为主持读者见面会,我见到饶平如老先生,92岁的他称自己的经历是“木偶奇遇记”:一个呆呆的木木的人,画了几幅画,想让儿孙们知道自己和老伴的故事,没想到孩子们把它们发到微博了。有那么多人喜欢,出版社找上门来,于是有了这本书。那天见面会上,很多青年男女是冲着老先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来的,但以我看,这《平如美棠》中的爱不像糖更像盐——没有电光石火,窗前一瞥却心中永存;没有海誓山盟,劳教关头却不离不弃;没有你侬我侬,生离死别却爱心不移——是这生命之盐,让爱长存吧。 □评委:陆晓娅

  《共同的底线》

  十年前的文章,今天仍有意义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还很有意义。当然,我也有异议,主要是两点:第一,文章是十年前写的,从书中的素材来说,毕竟这些年社会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从思想观念来说,这本书也有问题:权利和平等被认为是几乎一样重要的“共同的底线”,但没有自由,哪里有平等?“共同的底线”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是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来说,不可能存在什么“共同的底线”。□评委:高全喜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让人感到一种非常伟大的力量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让你了解到大清洗时代诗人和极权之间的对峙,以及极权对人性和环境的摧毁。俄罗斯诗人由于文学、由于诗在他们人格中的建立,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和无形的体制之间一直保持强悍的张力,让人感到一种非常伟大的力量。 □评委:李静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这部书比《巨流河》更胜一筹

  这部书总是被用来和《巨流河》相比,《巨流河》写得很真挚,但是就思想性、文学的表现力来说,王鼎钧先生的这部回忆录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历史关键点上,几次打仗,王鼎钧正好都在当地,他没有什么学历,但是受到诗书的熏陶,写下的这部回忆录用心且用力。回忆录前三部写得很好,最后一部弱了些。我把这部书推荐给山东的老人看,唤起了他们的很多回忆。□评委:何怀宏

  《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是可爱之书热情之书苦涩之书

  我太喜欢这样率真而有个性的表达了。看完,我把它推荐给了很多朋友,因为它的珍稀属性:它是可爱之书,那伟大的父爱藏在一幅幅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画”中;它是热情之书,透露了这个男人如何抗衡“下放”的艰难困苦;它也是苦涩之书,真实鲜活地记录下那段知识分子被改造的荒诞历史…… □评委:陆晓娅

  《吾国教育病理》

  从多个角度反思中国教育

  这本书是郑也夫教授对中国教育的反思,观点犀利,能刺激人。1999年以前,这种反思已经很多。这本书出版前,我就看了其中的内容,主要从政治、社会、文化等三个角度来进行反思,恰恰没有从教育本身来反思。如果要寻找教育病理,这都是外围的病理,讨论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病,而不是来分析“病”本身。所以,在我看来,这本书如果早一点出版,作为一本启蒙书,会更好。□评委:张勇

  《爱哭鬼小隼》

  润物无声地讲述孩子的成长

  《爱哭鬼小隼》这本书对于孩子的教育很有现实意义,它不是从时代的宏大视角,而是从一个爱哭的男孩子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孩子的成长过程。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以心理学的角度来写,但没有用到任何心理学的语言,润物无声地呈现了作者自己的想法、理念。□评委:恽梅

  《变革中国》

  为人们看待中国改革

  提供一种时间的视角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过去像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过30年思想的禁锢、理论的僵化,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但中国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出乎人们理论上的判断,实践比理论走得快。这本书的特点就在于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厚重性,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改革过程,以及这种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社会活力与生产力,它为人们看待中国改革提供了一种时间的视角。□评委:周天勇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

  艺术史写作是特别艰难

  担风险的工作

  艺术史的写作是一项特别艰难、特别担风险的工作,因为历史的真相总是复杂的,但如果所有人都回避了这种性质的写作,我们就无法看到关于这段时间的艺术史的一个个人化的还原。就这本书而言,可能是因为苏立文和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诗人、画家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他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艺术史的叙述,我觉得非常具有参考性,也非常生动,因为他有一个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身份;而对于中期,也就是早期社会主义艺术史的叙述,他因为恰好拥有一个文化视角的距离感,非常难得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别于官方叙述的表述;涉及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先锋艺术到当代艺术的叙述,我则认为苏立文有一种视角的局限性。不过正如我所说,所有的艺术史都是主观的,它能够去建构这样一本著作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致敬的工作。 □评委:朱朱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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