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2013年，不少艺术界大咖与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与想法。我们从中选取了一些如今还能让我们思考的声音。有些来自新京报记者对他们的专访，有些来自这些他们为我们所撰写的评论或专栏中。

　　没有人会对今天的中国艺术圈满意：金钱、名誉、女人、权力，这些要素继续严重影响着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画廊老板以及艺术机构的投资人，一部分人因为在这些要素方面的拥有而获得快感与满足，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在这些要素方面的缺失而心生羡慕、嫉妒与愤怒。

　　吕澎作为艺术史家在专栏《艺术在我们内心的经历》中谈到当今中国艺术圈怪象。

　　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归结到个人在艺术上的创造力。最终不是在说中国文化，不是在说西方人对中国有多么好奇，是你自己的艺术及其魅力。

　　蔡国强用“火药”创作，在国际上享有“爆破艺术家”的美誉。这是他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回应中国艺术家凭借中国符号在西方走红的质疑。

　　我一直说当代艺术、当代文化是个孤儿。既然是孤儿，就要取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大众理解，这就必须做到大众文化。日本创造出卡拉OK的人被评为亚洲十大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唱信天游的陕北老农都喜欢唱卡拉OK，你就知道大众传播有多广泛。

　　谷文达曾是将水墨引入当代艺术的第一人，现在他的创作更偏重于大众艺术。这是他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谈到偏重“大众”的原因。

　　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市场的高低与我们的创作没有关系。有时候流标，可能别人会说你艺术不好。拍高了又说你在炒作。其实那是他们将负面的东西放大。

　　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在去年秋拍中创下了惊人的成绩，一举成为最贵的亚洲当代艺术品。这是他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谈到市场和创作的关系，当时该作品尚未上拍。

　　谢德庆用他“浪费”的时间让我们领悟自由的珍贵，用生命的体验使我们更加尊重生命。

　　宋冬在《与谢德庆一起度过的光阴》一文中评价美籍华人艺术家谢德庆的艺术。谢德庆的艺术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其中就包括宋冬。

　　自从有了艺术品买卖后，艺术品与商业就是共存的。资本与艺术创作有可能搭配得非常好，但也可能会出问题。不要将商业想象成恶魔。

　　方力钧创造出的“光头”符号让中国当代艺术走上了国际舞台，同时又在艺术市场上受到肯定。这是他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谈到艺术机构进入大资本时代的看法。

　　我们这社会看惯了被类型化的“严肃”，看惯了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对模糊界限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贬低。

　　赵半狄被大众认识，更多地来自他的“跨界”：做“熊猫时装秀”、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自己拍电影《让熊猫飞》等。这是他去年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谈到自己所理解的“跨界”。

　　城市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摩天楼和大建筑本身，而在于那些建筑物背后的集权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文化、人性和精神性的缺失。

　　马岩松在《城市的野心与理想》一文中谈到摩天大楼与城市的关系。

　　或许绘画、画肖像画是老掉牙的方式，在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我恰恰认为它很重要。为什么要给艺术作出重要和不重要、先进和落后的区分。进行肖像画创作是我由来已久的兴趣、热爱，不需要用是否前卫、是否观念去定义、去类比。或许正因为肖像画已经不重要了我才要有意为之。

　　毛焰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之一，在装置、观念、新媒体等艺术形式已把绘画挤得越来越边缘的今天，他还是一直醉心于自己的绘画创作。这是他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谈到对绘画的“坚持”。

　　少一会儿iPad、动画片，多一会儿动物园、植物园的观察，多一些在逛市场、压马路途中的细节体察，想象力就会不期而遇了。

　　陈鑫是今日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他在《说说孩子的画》一文中谈到儿童绘画教育问题。

　　公众整体素质、审美水平掣肘，还会反作用于令精品委身迁就平庸。一个严重缺乏真正公共艺术人口的社会，难以奢求公共艺术的“好”。

　　邹文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他在《中国为何稀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一文中谈到公众的意义。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何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