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书的归属

　　【答谢词】

　　其实，这部回忆录在脱离手稿状态之后便不再仅仅属于曼德施塔姆夫人了，也不仅仅属于他们夫妇，而成了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财产。

　　□刘文飞

　　首先要感谢《新京报》2013年度好书评委会的各位评委，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所有编辑和该刊的所有读者，感谢你们将我翻译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评为本年度的好书之一！

　　道出这声感谢，我却又感觉到了一丝不安，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我的书”。译者就像一个躲在舞台下面给台上演员以提示的提词员，本不该站到舞台的聚光灯下。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旁证，即在《新京报》此前发布的“2013年度好书评选入围榜单”中，只要是译著，便一概略去了译者的姓名。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英译本的序者曾写道：“她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她丈夫的书。”也就是说，这是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却不是一本“她的书”，而是“关于他的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他传”。于是，这本书的归属，即究竟是“她的书”还是“他的书”，抑或是“我的书”，似乎倒成了一个问题。

　　具体说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作为“诗人遗孀”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为恢复亡夫文学名誉、重塑曼德施塔姆诗人身份而作出的文学努力，是她作为“文化遗孀”为记录和复活一个诗歌世纪和一个历史时代而作出的文化奉献，这自然是“她的书”，是她关于丈夫曼德施塔姆、关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诗歌、俄国文学乃至俄国社会和历史的记忆。

　　至于此书的中译本，自然也可以算作“我的书”，是我将她的文字和思想安置进了汉语的语境。但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声明，即读者如果能感觉到此书记忆的生动、文字的优美和思想的深刻，那无疑应该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原作者，而诸君如果在书中发现了某些词不达意、生硬别扭的地方，则自然可以把这一切全都归罪于译者。

　　其实，这部回忆录在脱离手稿状态之后便不再仅仅属于曼德施塔姆夫人了，也不仅仅属于他们夫妇，而成了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财产。此书的俄文版序者就十分关注此书所具有的“知识分子属性”，如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书中对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理构成的分析和归纳，她在反思历史时所体现出来的责任感和自省意识，她对诗歌和文学在知识分子的身份确定和精神塑造中所起作用的认定等等。就这一意义而言，《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无疑也是一部“他们的书”，即二十世纪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历史记忆。

　　俄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文人的近邻和同行，俄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和失败、理想和困惑、欢乐和悲伤往往都会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引起更多的共鸣和更大的反响。在中国文人的“知识分子性”大为减弱的当下，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披露的场景、所抨击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当下，我们无疑是此书更为恰当的读者。《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能当选《新京报》2013年的年度文学好书，这本身也说明它已经步入我们的阅读视野，步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天地，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了一本“我们的书”。

　　■ 现场声音

　　我们民族精神的基础还是文学

　　其实我念完这本书的颁奖词后，很想再多说几句，但是没有机会，只能情不自禁地说了句“写得太棒了！”我当时不知道颁奖词是李静写的，下来以后才知道，李静还以为我这么说是因为知道是她写的，想鼓励她。这本书的译者刘文飞也觉得颁奖词写得非常有作者的情怀和语感，李静说因为这本书太棒了，不然她也写不出这么有感觉的颁奖词。

　　文学在今天已经退到了一个非主流的位置，但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还是文学，文学的土壤里包含着基本的审美和养料，文学关注的是人性深处。

　　□李冬君（历史学者）

　　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