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努力，只是让教育回归常识

　　■ 一周观察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乃至不同职业的人，会有迥异的“常识观”——你以为是常识，别人可能视而不见，或闻所未闻。我二十年间所撰关于大学或教育的书籍，未见惊世骇俗的高论，有的只是史实与史识，再就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呼吁：让教育回归常识。

　　每到年底，媒体的各种盘点和颁奖集中涌现，获颁“2013年度中国教育变革人物奖”，多少出乎我意料。

　　我的专业是文学史，但从1994年起业余研究大学教育，陆续出版了六七种书籍，并因此获得了若干学术奖励。但这回不一样，颁奖的是搜狐网，必定注重社会实践（四位获奖者，除我之外均是校长），而我只是“舞文弄墨”而已。而且，因拒绝只有立场而没有学养的“呐喊”，我甚至刻意回避“新闻性”。因此，二十年间所撰关于大学或教育的书籍，未见惊世骇俗的高论，有的只是史实与史识，再就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呼吁：让教育回归常识。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乃至不同职业的人，会有迥异的“常识观”——你以为是常识，别人可能视而不见，或闻所未闻。我这里所说的“常识”，不是孔子与柏拉图的异同，或卢梭与杜威的高下，而只是一种与生俱来、毋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比如教育有用、教育很慢、教育讲究积累、教育不能太功利等。这些最最简单的理念，在一个风起云涌、众人都在高谈阔论的时代，逐渐被遗忘了。因此，我的著述目标，很大程度是在唤醒公众对于“常识”的敬畏和尊重。

　　从表彰晚清志士的“教育救国”、阐发章太炎的“私学传统”、辨析现代大学的课程设置，再到描述抗战烽火中的弦歌不辍，乃至直面最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急起直追——其中涉及当代部分，因其“贴己”且“紧迫”，有时发言稍嫌峻急了点。谈论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大学校长的遴选、博士生的培养、大学城的利弊得失、教育管理与学术奖励等，我都是认真的。唯一语带调侃的，是再三呼吁“马儿呀，你慢些跑”。因为在我看来，眼下的中国人，从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到普通民众，谈论教育时都过于“性急”，且过于追求“戏剧性”。

　　晚清以降，大凡投身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懂得办教育是很崇高、但收效很慢的事业。总想找捷径，抄近路，然后一路凯歌，夹道欢迎，那不是办教育的心态。教育是个实践性学科，没那么多高深理论，需要的是志气、毅力以及情怀。认准了大方向，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就行了。可当下的中国大学，在扩招、升级、评鉴、排名等一系列指挥棒引领下，像打了鸡血一样地亢奋。如此狂飙突进，短期内数字很好看，可放长视线，过于迅速的“崛起”，留下了很多致命隐患。

　　之所以谈论朴实无华的“常识”，而拒绝振聋发聩的“高论”，因为话说得太漂亮、太痛快的，往往是隔岸观火。前人（政府或有力者）的一个错误决策，后来者即便认清了，也必须花很大力气及技巧去修补、弥合。棋子已落，无权反悔，没有“一切推倒重来”那样的好事。在这个意义上，我尊敬那些忍辱负重，不断为各种错误决策修补漏洞的官员与专家。

　　不在其位，很难谋其政，没有蔡元培的“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学者，我辈只能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以观察、评论、批判、对话的方式，低调但持之以恒地介入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