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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努力,只是让教育回归常识

2014年01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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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周观察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乃至不同职业的人,会有迥异的“常识观”——你以为是常识,别人可能视而不见,或闻所未闻。我二十年间所撰关于大学或教育的书籍,未见惊世骇俗的高论,有的只是史实与史识,再就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呼吁:让教育回归常识。

  每到年底,媒体的各种盘点和颁奖集中涌现,获颁“2013年度中国教育变革人物奖”,多少出乎我意料。

  我的专业是文学史,但从1994年起业余研究大学教育,陆续出版了六七种书籍,并因此获得了若干学术奖励。但这回不一样,颁奖的是搜狐网,必定注重社会实践(四位获奖者,除我之外均是校长),而我只是“舞文弄墨”而已。而且,因拒绝只有立场而没有学养的“呐喊”,我甚至刻意回避“新闻性”。因此,二十年间所撰关于大学或教育的书籍,未见惊世骇俗的高论,有的只是史实与史识,再就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呼吁:让教育回归常识。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乃至不同职业的人,会有迥异的“常识观”——你以为是常识,别人可能视而不见,或闻所未闻。我这里所说的“常识”,不是孔子与柏拉图的异同,或卢梭与杜威的高下,而只是一种与生俱来、毋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比如教育有用、教育很慢、教育讲究积累、教育不能太功利等。这些最最简单的理念,在一个风起云涌、众人都在高谈阔论的时代,逐渐被遗忘了。因此,我的著述目标,很大程度是在唤醒公众对于“常识”的敬畏和尊重。

  从表彰晚清志士的“教育救国”、阐发章太炎的“私学传统”、辨析现代大学的课程设置,再到描述抗战烽火中的弦歌不辍,乃至直面最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急起直追——其中涉及当代部分,因其“贴己”且“紧迫”,有时发言稍嫌峻急了点。谈论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大学校长的遴选、博士生的培养、大学城的利弊得失、教育管理与学术奖励等,我都是认真的。唯一语带调侃的,是再三呼吁“马儿呀,你慢些跑”。因为在我看来,眼下的中国人,从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到普通民众,谈论教育时都过于“性急”,且过于追求“戏剧性”。

  晚清以降,大凡投身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懂得办教育是很崇高、但收效很慢的事业。总想找捷径,抄近路,然后一路凯歌,夹道欢迎,那不是办教育的心态。教育是个实践性学科,没那么多高深理论,需要的是志气、毅力以及情怀。认准了大方向,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就行了。可当下的中国大学,在扩招、升级、评鉴、排名等一系列指挥棒引领下,像打了鸡血一样地亢奋。如此狂飙突进,短期内数字很好看,可放长视线,过于迅速的“崛起”,留下了很多致命隐患。

  之所以谈论朴实无华的“常识”,而拒绝振聋发聩的“高论”,因为话说得太漂亮、太痛快的,往往是隔岸观火。前人(政府或有力者)的一个错误决策,后来者即便认清了,也必须花很大力气及技巧去修补、弥合。棋子已落,无权反悔,没有“一切推倒重来”那样的好事。在这个意义上,我尊敬那些忍辱负重,不断为各种错误决策修补漏洞的官员与专家。

  不在其位,很难谋其政,没有蔡元培的“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学者,我辈只能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以观察、评论、批判、对话的方式,低调但持之以恒地介入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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