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基金会 公募占四成

　　取消了双重登记管理制度、下放了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并把登记门槛进行降低调整，从数量规模上会刺激公益组织进入规模化发展。但配套的监管立法需要尽快出台，以加强基金会的监管和自律。比如在信息公开方面还需要更加明确的政策，如何规范运作、如何约束。——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

　　2013年，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迎来了快速发展期。除了政策的推动，这些年的公益丑闻也驱动着公益组织不断地进行着内部改革。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意识到，随着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自身透明度建设成为获得公众投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谁能取得公众信任，就能赢得市场。尤其是草根组织，今年表现尤其活跃。政策的放开给了他们更多发展空间，弱小的他们通过抱团、联合自律等多种方式壮大自己，以期获得更多关注。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1月6日，全国共有3572家基金会，其中公募基金会1411家、非公募基金会2161家，非公募占全国总数的60%，较公募基金会占比高20%，且两者之间的数量差距在逐年递增。

　　在去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截至2013年2月底时，全国基金会数量是3070个，其中公募基金会1332家、非公募基金会1738家。

　　短短10个多月时间，基金会增加502个，其中公募基金会增加79个、非公募基金会增加423个。“目前基金会总数比2004年超过了一倍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并向着科学化、现代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说。

　　基金会呈现东多西少态势

　　同时，随着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的逐渐放开，基金会迎来更为自主、更加灵活的蓬勃发展，例如广东、安徽、福建、浙江和湖北等多个省份，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已下放到市级。

　　再比如，2013年10月30日，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正式向公众宣布获得了“公募性地方基金会”的资质。这意味着新阳光可以以多种方式面向公众筹款。

　　新阳光成为北京地区非公募基金会向公募基金会成功转型的首例，也是北京市民政局在2011年年初提出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四类社会组织试点的“直接登记”后，逐步放开公益组织的公募权的尝试。

　　不过，我国基金会的地域分布不均，呈现出一种东多西少的态势。基金会中心网截至12月15日的数据显示，10个省市基金会数量占据全国总数的69%。基金会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北京市、广东省和浙江省。江苏省以443家基金会位列全国基金会数量之首。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认为，随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政策逐步落实，以基金会为代表的中国公益组织会迎来更加快速的发展。

　　草根组织最重要是能力提升

　　当然，慈善公益行业的快速发展还需要关注一些问题。

　　程刚强调，取消了双重登记管理制度、下放了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并把登记门槛进行降低调整，从数量规模上会刺激公益组织进入规模化发展。但配套的监管立法需要尽快出台，以加强基金会的监管和自律。比如在信息公开方面还需要更加明确的政策，如何规范运作、如何约束。

　　与基金会不同，面对更加开放的环境，程刚认为，被俗称为草根的非营利组织最重要的是做能力上的提升。它们更像是公益慈善的末端机构，承载着执行政府购买服务等功能，“非营利组织的春天到了，这一块市场很大，它们的专业能力需要足够的提升。”程刚指出，一旦政社分开，社会组织能做的政府都会退出，非营利组织也将迎来快速发展，社会和政府都应该大力扶植它们成长。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 对话

　　新阳光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专注抗击白血病的公益机构已发展了11年，旗下的阳光骨髓库是中国大陆仅有的两家骨髓库之一。据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正琛介绍，在新阳光转型公募之前，筹款除了向企业私募，就是做项目执行机构，这很大地限制了基金会的发展。

　　新阳光基金会：调整架构适应公募节奏

　　新京报：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申请公募基金会？

　　刘正琛：按照当时的政策想直接注册成公募基金会几乎不可能，注册成非公募基金会是获得合法身份的最快捷方式，主要是能解决给捐赠企业开具税前扣除发票的问题。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转公募基金会的尝试？

　　刘正琛：2010年底，理事会就有人提出转公的想法。2011年想转公募，当时我们和另外两家非公募基金会一同向北京市民政局提交转公募基金会的申请，结果在社团办主任办公会上被否决了。

　　新京报：失败原因是什么？

　　刘正琛：当时听到的说法是，民政局对公募这一块管得非常紧，认为公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我的理解是，这跟我们社会的信任程度有关系，本身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就低，如果很多家公募机构在市场上募捐，一出状况可能大家都没法活了。另外，做公募基金会也需要一定的资金量，但2010年我们整年的资金量才299万元，离标准还差很多。

　　新京报：你觉得这一次成功转型的契机是什么？

　　刘正琛：成功转公募，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发展提升，2012年我们已经有1200多万了。再加上去年新阳光的评估拿到了5A，透明度在基金会中心网并列排到了第一。另一方面政策上也有开通了，我感觉整体上对公益组织在放开政策。

　　新京报：转公募以后，基金会有什么变化？

　　刘正琛：我们压力很大。现在基金会在做组织架构调整，比如要开辟出专门做公募的部门，把公募和私募分开。成为公募基金会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私募。但可以合法做公募之后，公募本身也是对我们影响力的一个提升。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公募权的放开？

　　刘正琛：这是一个趋势，会有更多机构能享受到这方面的好处。从长远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区分公募、非公募、社团、民非等，但这个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很长的路。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