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活跃 红会开始“接地气”

　　2013年，公益组织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是草根组织。芦山地震、深圳慈展会、百家草根NGO对基金会打分评奖、草根组织自律吧打造草根NGO透明指数……草根组织渐趋活跃，也表明他们开始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2014年，中国的慈善公益发展迎来新契机。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政府的态度和决心最重要。”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这一次，政府的改革决心给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改革发展带来契机，而政策如何有效落实才是改革的关键。

　　草根组织表现活跃

　　其实，早在雅安地震时，政府对于公益组织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

　　雅安地震后两天，民政部发出《公告》，打破以往自然灾害时只允许政府、红会和民政系统的慈善会能接收捐款捐物的格局，首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

　　这是我国救灾募捐“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邓国胜认为，这一转变，对过去传统的、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政策的放开，给草根组织带来了活力，草根组织在慢慢经历着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邓国胜认为，2013年，公益组织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是草根组织。芦山地震、深圳慈展会、百家草根NGO对基金会打分评奖、草根组织自律吧打造草根NGO透明指数……“草根组织渐趋活跃，也表明他们开始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新媒体刺激组织改革

　　新媒体的出现，让公益组织更加关注公众的小额捐款。壹基金在雅安地震中的募款表现可以看出，小额捐款的力量很大。

　　“新媒体对公益组织冲击最大的，就是利用微公益进行筹款、宣传和公开透明。”邓国胜发现，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开始青睐微公益、微博等新媒体方式，和网站、支付宝等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公益组织都看到了这部分未来增长的空间很大，都想能够分一杯羹。新媒体让公益组织的反应速度变快，内部结构也随之调整。

　　与此同时，新媒体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也逼着官办NGO更小心谨慎、更加规范。

　　因为风险无处不在。

　　邓国胜说，出现像周筱赟这样对公益组织账目提出质疑的人是好事，可以对公益组织形成压力，要取得公众信任，就必须提高规范性。

　　公益组织间合作加强

　　在民间公益力量开始异军突起之时，作为“官办慈善”的代表，经历信任危机后，红会也开始注重救灾时的信息披露。汶川地震后红会建立起的多支专业志愿者队伍，使得其在雅安地震后的反应速度和应急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邓国胜看来，尽管红会系统的改革还说不上彻底，但其开始从过去的单一走向开放，和草根NGO的合作更趋明显。

　　在雅安地震后的第8天，红会主动与雅安地震中表现不凡的“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数十家草根组织合作，建立“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除信息共享外，还拿出资源与草根组织合作，联合探索应对灾害的新机制。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不管红会的体制改革和去行政化有多么艰难，但这一次赈灾没有搞以权谋捐，还拿出自己在政府救灾体系中的“权力”与民间组织合作分享，开始“接地气”。

　　不仅仅是红会，基金会、草根NGO和政府之间都形成合作，出现了“4·20基金会救灾联盟”、成都草根NGO建立起了“成都公益圈”、基金会救灾协商会等多种合作组织。“民间组织的合作性更强，这是雅安地震后出现的新现象。”邓国胜说。

　　不过，合作也并不容易。以成都公益圈为例，邓国胜在调研中发现，有的组织之间相互并不买账，比如有一家被拉进了成都公益圈微信群的组织表示，根本没答应过加入合作圈就被拉了进去。“目前表面上有这个圈那个圈，但大家都还不太会合作，怎么使合作更制度化、有效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 对话

　　周晓翔

　　身份体制制约民间救灾平台发展

　　2013年4月19日晚，成都公益界领军人物之一周晓翔建立微信群“成都公益圈”。次日，芦山地震发生后，在其他信息渠道不通畅情况下，成都公益界人士通过“成都公益圈”微信群聊，第一时间进行信息整合，发起联合行动，14家NGO迅速宣布联合成立“4·20联合救援行动”。通过对各方力量的整合，做到民间力量第一时间有序进入灾区参与救援。这也开创了民间公益力量高效整合模式的先锋。

　　日前，新京报记者专访了“4·20联合救援行动”的发起人之一周晓翔。他表示，作为民间救灾平台，身份和体制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京报：“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后来的中社平台）是如何成立的？

　　周晓翔：地震当天我们本来有一个环保类的公益组织联合行动，九点多在成都肖家河社区集合。地震发生后，在现场的12家公益机构负责人便临时取消了环保活动，商量着成立一个救灾联合体。一开始的形式是主要在微信圈里分享信息，后来参加的机构团队逐渐增多，22号的时候，就变成了67家。

　　最终，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师范大学、南都基金会联合“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成立了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以下称中社平台）。

　　新京报：中社平台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周晓翔：在线上我们主要做信息分享，线下我们也协调救灾，比如为民间救灾团队提供路线。

　　在灾后重建阶段，我们去给天全县的乡镇一把手上课，让他们了解NGO。有一个乡有8000亩竹林，我们对接一个公益机构去改善，这个机构跑到浙江，请来了专做竹子深加工的老板，老板看到一大片好竹子，眼睛都亮了，马上签约。

　　新京报：做这些事的过程中遇到过大的困难吗？

　　周晓翔：第一个就是身份问题。我们的平台虽然是四方发起的，但是发起后却没有注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临时的联合机构，所以一开始，雅安社会组织志愿服务中心不让我们进。最后我们只好采取变通办法，让执委会开一个会议，找一个机构出来代表中社平台，最后才推举成都云公益出来代表中社平台。当地的很多社会组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弄明白，原来云公益就是4·20。

　　第二个问题就是体制问题，民间联合救灾平台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个平台是由四个机构联合成立的，但在我看来，各方对于这件事的权重差别却很大，协调起来有巨大的困难，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他们觉得无所谓。

　　新京报：你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改善吗？

　　周晓翔：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多的，关键是各方能否下决心。具体方式比如放权，谁主要在做这个事情，就把主要的决定权放到他身上。第二个是注册，注册成实体机构，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各方的权益就表现在理事会里面，日常工作就不用参与，可以由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来做出决定。

　　新京报记者 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