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最穷的国家才有童工

　　近日，媒体曝光深圳一家企业涉嫌使用73名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童工”。据了解，他们在工厂里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至12个小时，每月工资仅2000元左右。

　　目前，他们已经被遣返回乡，可是，由于家庭困难，他们对回乡后的生活仍很迷茫，不排除再次外出务工的可能。

　　童工问题并非新问题，但是每次都能引起较大的关注。童工的出现和消失是否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在国际领域，如何解决童工面临的共同问题？

　　新京报专访国际劳工组织童工问题高级专家希穆林·辛。

　　【访谈嘉宾】

　　希穆林·辛 国际劳工组织童工问题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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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国内童工问题是否进行过相关调查，有无一些数据可以披露？

　　希穆林·辛：中国还没有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帮助下，实施有关童工规模、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全国性童工调查。如果要进行这样的调查，国际劳工组织会要求使用国际数据统计标准进行童工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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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据了解，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妇联合作的“预防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女童和青年妇女项目”（简称CP-TING项目）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也在中国多个省份进行过调查和一些较有成效的针对性措施，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希穆林·辛：在CP-TING项目框架下，我们在中国5个主要的输出年轻民工的省份实施了调查，得到了很多启发，这些调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了影响年轻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因素，以及他们所遭遇的与工作有关的剥削和不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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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从这些项目中是否也得到一些可供研究的数据及分析？

　　希穆林·辛：我们在主要劳动力输出地、输入地和中转地提出了一些制度框架上的建议，如协助教师开展旨在提高中国农村地区初中生的生活技能培训，生活技能涵盖内容包括：自我意识、理财、交友、法律意识、解决问题、儿童权利和性别平等，此外还有特别针对12-15岁女童适用的学生手册，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在进入城市之前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以及避免自身陷入困境的辨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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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针对国际童工领域共存的一些问题，如企业非法聘用童工，儿童非强迫性劳动等情况，目前国际劳工组织是否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

　　希穆林·辛：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90多个国家，无论正规还是非正规部门，都开展了工作；并与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开展了从国家到草根各个阶层的、极其广泛的合作。最新的全球评估显示，过去10年来全球童工使用率持续下降，这明显证明了，我们致力于终结童工现象的努力，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果。

　　在中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政府一道，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直接帮助。在学校，我们整合了生活技能教育课程，为学生们提供安全流动、规避风险以及寻找到体面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2702名教师已经接受了生活技能课程的教学培训，迄今为止已经有77283名弱势儿童从中受益。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也和地方合作，培训用工单位，提升他们拒绝雇佣童工的意识，鼓励他们规范用工场所，并告诉他们，只要遵守劳工标准，无论雇主还是雇员都可以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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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如何才能避免童工现象呢？

　　希穆林·辛：避免童工现象产生的关键策略是：为年轻工人提供健全到位的法律保护，并确保这些保护能得到有效执行；教育体系一直覆盖到达到最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教育门槛低但质量高；为达到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创造更多体面的工作，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效地帮助儿童实现从学生到工人的转换。

　　同时，各参与方——包括雇主、工人、政府执法机构、媒体、教育者、学生和社区，意识到使用童工的危害，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当滥用童工发生时采取有效措施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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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发展中国家的童工一般存在哪些现象，他们的现状如何？

　　希穆林·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的全球估计，全球有1.68亿童工，其中7800万集中在亚太地区。尽管童工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往往是低收入国家，但是童工并不是发展中（低收入）国家的特有现象。

　　实际上，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全球报告发现，绝对数量最多的童工其实是在中等收入国家。报告同时发现，童工在农业部门最为集中（58%），其次是服务业（25%），再次是工业（7%）。几个东盟国家的模式都与此类似，但也有一些明显区别（比如，老挝90%的童工集中在农业部门，而柬埔寨这一比例只有50%；印度尼西亚7%的童工集中在工业部门，柬埔寨则是24%）。因此，要想确定某个国家童工的具体特征，开展全国范围的童工调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正确地应对童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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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有人认为，童工发生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极强相关性。如美国童工的迅速消失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这是否经得起推敲？

　　希穆林·辛：我认为这个解释并不完全准确。童工问题非常复杂，所有关乎教育、青年就业、劳动力市场治理、立法和执法、贫困和脆弱群体的政策措施，都对减少童工的供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改变社会文化层面的态度以及实践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一直以来的弱势群体或者脆弱人群（比如少数民族、移民、妇女和女童、农村人口等）。

　　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的全球数据表明，童工现象在当今被归为“中等收入”的国家不仅存在，而且数量很大。因此，（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解决童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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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这个观点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吗？

　　希穆林·辛：产生童工现象的一个因素是农村儿童被抚养的环境，这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无法满足家庭需求，很多农村家庭夫妇二人同时出外打工，常年离家。他们的孩子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或者大家庭抚养，这就是所谓的“留守儿童”。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很多儿童没法跟得上时代，了解到现代经济的运作方式和他们的机会。为了寻求独立，很多儿童放弃学校教育提供的机会，选择很小的年纪就逃离农村，早早离开了家去挣钱。因为年幼无知，他们最容易沦为童工、甚至成为被拐卖和剥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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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国际消除童工劳动计划”是否也有针对中国童工的相关计划？

　　希穆林·辛：目前，“国际消除童工劳动计划”在中国还没有开展项目。然而，“国际劳工组织驻中国和蒙古办事处”，在当前的“体面工作国家项目”下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消除童工现象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1，促进国家优先发展就业战略的发展，以实现全面就业的目标；2，加强社会对话，强化法律框架和用工法律的执法力度，以促进和谐、平等公正的用工关系；3，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安全用工来加强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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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国际劳工组织在后一阶段是否有针对中国童工的一些调查或项目要开展？

　　希穆林·辛：国际劳工组织将非常乐意深化与中国政府、雇主、工人（以及其他消灭童工现象的关键参与者）的合作。我们尤其关注年轻工人的问题（即那些达到中国法定工作年龄但不满18岁的年轻人），确保这些年轻人做好准备、享有体面工作而不是受到剥削、从事有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巩固与年轻工人有关的劳动法规、增强劳动监察力度、及时发现违反保护儿童和年轻工人法律的行为，并做出反应。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兰燕飞 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