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国家的诞生

　　■ 从过去谈现在（15） 

　　前面几期专栏中谈到了近代的几次大革命，以及对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现在讨论现代国家的体制和运作功能。

　　□许倬云（历史学家）

　　在西欧历史，近代以前有两个庞大的秩序，笼罩在国家共同体制上：一个是天主教教廷的超越秩序；另外一个，是在古代罗马帝国的记忆上，重建了一个封建秩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则是一个松散的列国组织。在这两大权威秩序之下，任何地方各个国家的权威，都打了折扣，于是，国家并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共同体。

　　经过宗教改革，天主教教廷秩序垮了一半，而经过上一章所说的几次大革命，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消失。今天的国家体制，在两大秩序都失去本来威权以后，才成为西方社会几乎是最重要的共同体：包括，公民的归属和认同、共同生活的纪律及经济发展的支撑者。我们可以将这些国家，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根据族群先设的共同体意识，同一族群的人组织为一个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内，理论上，成员都属于同一族群，已经长久结合为一体，只是在前述两大秩序之下，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成为全族群唯一效忠的对象。这一类的国家，就是政治学上定义的“民族国家”，具有主权、领土和人民。人民的归属是因为族群的类血缘，社会和国家基本上二位一体。

　　另一类则是公民经过革命或协议，共同决定一个政体，国家与人民之间，乃是合议的结合，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民主政体”。经过宗教革命之后，若干国家解除了教廷的超国家结构，也将世俗和神权分开。至于国家民主化的过程，经过上一章所谈的几次大革命，产生的新的国家体制，也就是今天世界各处最常见的代议政体，还正在继续演化之中。这个演化过程，不会终止，之所以发生演化，则是因为有许多问题出现，必须要时时调整。

　　启蒙时代，关于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乃是卢梭提出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人民共同得到协议，组成一个国家，这个群体与国民之间，有明白的约定，群体的功能则是保护国民人权，和为国民的生存与安全服务。这个“民约论”协约的观点，落实在历史的过程，则是前述的英、美、法三次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