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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多研究几个古字,远胜读十部新书

2014年02月0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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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将《澄书》当成一个常用的小型工具书。

  澄衷学堂的名气很大,培养了胡适、丰子恺、竺可桢等一批大师。我很多年前就听说过《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但并没真正看过。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这套书的再版,但严格地讲还未完整读完,只是查了一些感兴趣的字。

  我觉得编者非常了不起,编书的态度非常开放,把西方科技知识融入了传统的中国蒙学教育中,并对中国文字源头进行了一种系统梳理,还原给大众。

  这也是这套书的最有价值之处:用“新”眼光整理了“旧”文字。现在国内的人文教材都应向这套书看齐。

  【宗旨】 启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要义

  “当代再无大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

  这一是因为当代启蒙教育的缺失,另一个原因是民国人是“富家子”,他们的文化底蕴是富有厚实的,他们背靠中国文化,天然富有,既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又能接触西方文明,因此“中西汇通”。当然,民国从教者的人格独立性和学术独立性,也都比当代人踏实得多。

  而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气质、文化上是穷困的,我们是从零起步,是“穷人教育”。从“富人教育”到“穷人教育”,其中有历史的进步,但教育变得“粗浅”、民粹、意识形态化,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异。现在的文盲肯定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何为“有文化”,何为“读过书”,这在东西方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常说“知书达理”,读过书的人应该是讲道理的。我们现在都不是文盲了,但很多人也都不懂礼节、不讲道理、不知廉耻、更无法无天了。所以要两方面看待问题,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问题比以前更多。

  不拿远的说,就拿当代教育和八十年代相比,我们也是远远不如的。这一是和政治因素有关,二是八十年代是民国的大师们最后一次站在历史舞台上。比如现在的“五零后”们是在八十年代上的大学,他们的老师都是受过传统民国教育的,这些人的眼光和学识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等。而他们去世之后教育就断层了。

  所以十几年前,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李慎之、钱理群等,都有在退休后去小学和中学做教员的愿望,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而现在完全颠倒了。

  我们的基础教育跟文明的源头结合得并不好,读这套书时会非常有感触。不开玩笑地说,现在一些大学生都赶不上当年小学毕业的那批人,尤其是对于文字、文化、历史的领悟和理解。

  当代语文教育和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差距,是教育宗旨。如今的教育并不是在真正贯彻教育理念,而是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很重,或者可以用“时势权力”这个词来概括。这并没有回到教育本身,即把人培养成一个全面的人、丰富的人、对自家文化有历史感的人、对外来文化有开放眼光的人。《澄衷学堂章程》倡导“性灵说”:“启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要义……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意思就是对教育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如今,学生和家长也是“恶性循环”中的一分子,也参与了对教育的扼杀。我的一个八零后朋友,他的太太前不久坚决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她觉得应试教育“让人窒息”。这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仍有很多人往“绞肉机”里挤。

  但最近几年,我们的教育有重新走上正轨和复兴的趋势。我们的主流教育是“官学”,现在处于一种很糟糕的状态,但在民间和一些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如今都在进行一种“救援”工作。一些“私学”的兴起也是很好的补充。

  【寻根】 溯回文字本源,是一种修行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如今时隔112年之后再版。用陈丹青先生的话来说:“现在的孩子能读到这部书,不知要有多开心了。”作为一个成年读者,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常用的小型工具书来看待。我近几年也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很有兴趣,比如起源和原始用法,所以读这套书时有亲切感。

  这套书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毕竟是一百年前所编。而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及古文献研究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套用王国维的理论就是“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都有巨大发展,但这些新的发现没有融入这套课本里,这是一个遗憾。所以我更希望这套书能起到一个“引玉”的作用,鼓励当今的有识之士编写出新的蒙学课本。

  但遗憾并不等于缺憾。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出版社,每隔五到十年就会请一些编辑和作家重新编写战争史,就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材料、证据和观点产生,这对于历史才是一种客观补充,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再也不要树立唯一的“历史权威”,我们永远需要新的解释和声音。

  这套书毕竟年代久远,如今不论从内容到装帧都原封不动地进行再版,从现代读者的接受程度讲,一直是我担心的问题。我不确定是否有人把它买回来就当做一种“书架装饰品”,或是当成礼品来送,但我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对他感兴趣,我也相信如此。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确实在重新寻回我们的文字,如流沙河先生著的《白鱼解字》。

  中国文字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不单用来表情达意,更有哲学、心理学、医学的韵味在其中。例如我说过,忘记的“忘”和忙碌的“忙”,都是把心丢了,所以才忘事,才会忙乱得不能安顿下来。中国文字是一座富矿,哪怕你只研究透几十个文字的来源和用法,也远比读当代几十部学术著作更有趣味,对人生有巨大增益。

  溯回文字本源是一种进步,只要能把这些字的源头弄明白了,以后就可以自我学习,乃至自我修行了。

  【链接】

  余世存:自由感虽好,但勿过度美化

  “私学”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复古”思潮。

  其实最近几年,“复古”思潮在大陆文化界一直存在,比如“民国热”。这一是因为民国确实有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东西,二是借民国来“说事儿”,作为“校正”现实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民族不同的两个时期,可用作参照物。但我们和西方文明就不能直接比,因为语言和文化的根不同。

  但我不会像如今的一些“国粉”那样美化和推崇民国,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糟粕。民国只是中国从“家天下”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一个过渡时期,它“在路上”而非完全定型,有一种混乱的“自由感”,传承文化的人有天然的活动空间。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它一塌糊涂。

  所谓“混乱的自由”,有些像前几年我们的网络社会,比如微博,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鱼龙混杂。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混乱的自由转化为真正的自由?当自由摆在面前,有些人就能获得很多东西,比如网络给了很多人展现创造力的空间。但对有些人来说,网络就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所在,比如漫天的“人肉搜索”、肆无忌惮的“口水战”、不明真理的“左右之争”、没有下限的“人身攻击”等。

  民国确实有一大批精英,他们是文明的肩负者。但我们现在似乎只看到这些天上繁星,而忽略了他们与普通大众的脱节。如今我们所读到的“纸上民国”,只能代表北平、上海等少数几个“孤立的世界”。而四川、甘肃等不常提及的地方,则非常落后和愚昧。

  和民国是一种纵向的比较,而在横向,我们现在总是跟台湾比。台湾的优势在于文化层面没有断层。大陆愿意夸大五四运动带来的断裂感,而当我读到台湾人写的东西时发现断裂感并没有我们所描绘的这么大。例如你看1919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大学,比如西南联大,他们的师生对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都很健康,从没有一刀斩断。真正的断裂是在1949年之后。如今很多大陆学者把文化断裂的责任和罪过都推给五四,是很可笑的。

  “文革”的伤害也很大,进行了一轮“再次否定”。台湾没有中断过,所以保存了很多传统文化和礼仪。例如现在台湾知识分子间有了分歧,即使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但到了饭桌上,大家仍然主宾相敬,彬彬有礼。

  关于当代台湾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我并没有进行过系统地研究,但听闻其国学教育非常了得。我在大理时遇到过的台湾小孩,他们四五岁就会背《论语》、《孟子》了。我不知这是不是学校要求的,但就从家庭要求的角度讲,也让大陆人感到“匪夷所思”。

  (感谢威尔焦先生的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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