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怆然而涕下 再难一遇的汉学大师周策纵

　　目前全球的大学教育体系，受理工典范影响的人文教育与学术研究，太注重专一的知识，像这样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恐怕再不会出现了。

　　文：王润华（人文学者，生于1941年，曾于威斯康星大学师从周策纵）

　　周策纵教授（1916-2007）是我的老师，他博学深思、治学严谨。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记忆与学问，分析与批评时惊人的机敏睿智，为人又好侠行义，是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即使国际学术界不同行的人，对其渊博的学问、横溢的诗才、教学研究的成就，亦无不深感钦佩与敬仰。像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与他从未见过面，也景仰他的学问与旧诗才华。

　　2007年5月7日，周教授安详辞世，享年九十一岁高寿。他的朋友与学生一致感叹，今天从中国大陆到港台，从北美到欧洲，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位像他那样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多领域治学，跨领域研究，同时又具国际视野与创新观点的汉学大师。

　　目前全球的大学教育体系，受理工典范影响的人文教育与学术研究，太注重专一的知识，像这样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恐怕再不会出现了。多年前我重返母校威斯康星大学访问，站在望海楼（Van Hise）上眺望，不禁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以渊博精深的学识，引领中外学子跨越时空，以创新的视野，重新诠释中华学术问题。

　　“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

　　周策纵教授在1994年退休前，担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与历史系的双料教授，这是少之又少的学术荣誉。其教学与研究范围，广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等诸多领域。对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来说，就觉得其中以文学成就最大，而在文学、文化、语言文字等领域，首屈一指的，要数有关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的《“五四”运动史》《红楼梦》、古典文学与理论研究及对古文字与经典的考释。

　　几十年来，周教授以各种学术职位，利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积极研究与发扬中国文化。退休前，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开设中国文化史、佛学史、哲学史、“五四”研究、中国书法、《易经》、中国语言学史、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资料与方法、“五四”时期的文学等课程，另外他又在历史系研究所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与指导历史硕士/博士论文。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引领中外学子跨越时空，以创新的视野，重新诠释中华学术问题。

　　周教授一生著述立论谨慎，所出版的著作不算多。由于他学问渊博精深、品德崇高、处事公正、好侠行义，除了自己的教学研究，还把很多时间用在评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教授晋升著作审核等方面的学术服务上。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学的中文系，纷纷争取他担任校外考试委员。

　　所以我说他是“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周教授喜爱阅读，几乎无书不读，无学不问。由于坚持汉学的学术精神与方法，立论谨慎，研究要专、窄、深，往往一篇论文写了几十年，像《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于1941年提出，1954年写于哈佛大学，1968年1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而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已是1987年。

　　也正因如此，许多他要写的专著或论文都没有时间写。其中有一本大书是英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积极进行，由于他决心用他擅长的名物训诂，繁琐的考证，深入古典文献中，以确定许多中国文学观念，可是这样就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将近九十岁时，他已不得不放弃了。

　　周策纵的成名之作《“五四”运动史》

　　《“五四”运动史》被视为至今诠释“五四”最权威的著作，成为东西方知识界认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它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

　　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数据，这是窄而深的史学专题、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各领域奠定了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一书。另外，周教授的研究不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歇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典范。

　　他的学识渊博精深，研究领域涉及范围极广，一生创作不断，创意无限。

　　身兼多栖的学人

　　从周教授已发表的中英文著述参考本文第七节来分析，他的学识渊博精深，研究领域涉及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诗词考评、经典新释、曹红学、古今文字学、史学、中西文化、现代化，以及政论、时论等等。除此以外，老师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如书法、绘画、篆刻、对联、集句、回文、新诗及旧体诗词等，都有不凡的作品。

　　周教授的学术研究，如《“五四”运动史》的现代中国研究，使得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不再只是传教士或外交官的专利，暴露了他们语言、数据运用、中国知识的限制。更打破中国传统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局限，他能从内而外从外而内去观察思考问题。

　　当他走进红学，又暴露了中国或西方红学家许许多多的弱点，由于学问太过狭窄，他们无法跨越版本考据、纯文学的思考，或社会历史，甚至印刷术、电脑科技，只有周教授能进能出。他采用涵盖面很广的诠释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

　　他的学术研究领域繁多，兴趣也多元，研究不只是因为教书的生涯非做不可的工作，而是他的生命与使命。所以每一项，他都有计划有野心地进行，可惜生命有限，很多精彩的、突破性的项目，还没完美完成，他就走到人生的终点。

　　我相信周教授的学术与创作大系统下的各个领域，日后都会成为学者注意研究的对象。他的复杂性，史无前例。除了上述的学术复杂系统，如研究“五四”运动，衍生出研究“五四”文学、“五四”书法、研究与领导“五四”海外新诗运动，最后自己也成为“五四”新诗的一部发展史。

　　最超越典范的地方，是周教授身兼多栖的学人、作家与艺术家。他是新旧诗词的诗人，一生创作不断，创意无限，努力创造新诗格律，也是新旧诗词研究专家；他研究书法绘画，自己也是卓越的书法与水墨画家；他研究篆刻，也是篆刻家；他研究古文字学，自己也成为古文字书法家；他研究《红楼梦》，自己也是咏红诗词家；他研究西方文学，自己也是翻译家；他重视与肯定海外华文文学，自己也是海外华文作家。

　　周策纵的红学

　　在周策纵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曹红学”研究，如代表作《红楼梦案》所展现之多元思考与方法、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其他红学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与创见性，使他的研究更具首创性。

　　他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电脑来分析小说的词汇出现频率，来鉴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其次，周教授又采用清代木刻印刷术来考验从文献考据出来的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文献，程伟元从出示书稿到续书印刷出版，只花了十个月左右，根据当时可靠的刻印书作业时间，单单刻印，最快至少要六个月，其实私家印书，字模设备难全，可能更慢。这样高鹗只有四个月，如何续书二十回？《红楼梦》情节复杂，千头万绪，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个。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写了八十回，高鹗在四个月完成续书二十回，怎么可能？周教授政治学出身，社会科学治学方法与精神主导其资料分析讲究事实证据，始终严格监控着红学界望文生义的、凭臆测、空疏的解读。

　　大陆开花海外结果

　　——读《周策纵作品集》有感

　　□谢泳（文史学者）

　　周策纵先生的作品，我最早读到的是《五四运动史》，原来以为作者是一个专门治中国现代史的专家，后来才知道周先生是一个有全面文史修养的学者，中国传统读书人所具备的学问，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更超越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是周先生又掌握了系统的西方知识，应当说周先生是现代中国理想学者的类型，即中西两面的知识都系统完备。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将周先生的著作全部在大陆印出，让读者得以全面了解周先生的学问。我通过阅读周先生的著作，想到了周先生及中国学人的命运。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作一个逻辑上的假设，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者，大体上都应当是周先生这一类型，但事实结果为海外学人是而大陆学人非。我把这个时间限断在193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学者，因为这个时段后出生的中国学者，客观条件已不可能让他们再成为周先生这种类型的学人。

　　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者，在知识上表现出鲜明的中西两面特色，这是由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相结合才能完成的。1905年是中国传统教育在制度上终结的标志，但一种制度的终结，一般来说前后约有一段模糊期，也就是说，一种制度的终结，通常不会是毫无缘由的，与此制度变革有直接联系的人总会在心理上有所察觉，同时也会有应变准备。科举制度终结时，传统读书人不会感觉这种制度是突然停止的，至于具体终结在何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完全不能顺应时代的制度，对读书人来说，它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就如同今天的高考制度变革一样，变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但它不能不变是确定的，因为一种缺点明显增加的制度，如果不变会维持不下去。成熟制度在时间上的终结通常都有缓冲期，在这个时期，原来制度中的人事，不会随着制度的终结时间立刻改变原有面貌，这是所有变革的特点，旧制度的退出历史，都具备这样的特点。五四及以后的中国学人，大体是在这个范围内成长活动的。旧制度对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多有影响，而新的学校制度，特别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也对他们的成长有决定作用。

　　周策纵先生是1916年生人，1942年中央大学毕业，大体在我确定的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个人判断，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完成得很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段内，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优秀的学者和学术成绩来说明。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意识到，这个成功的结果限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后它的影响主要是在海外，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陆开花海外结果”现象。

　　周策纵先生只能说是近二十年来稍后进入中国读者视野中的优秀学人，在他之前广为中国学界所知的杨联升、何炳棣、王浩、黄仁宇、夏志清昆仲、唐德刚、余英时等均属一个类型的学人，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学人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学术虽然不好简单比较，但在专业相近的同时代学人中，海外学者在同时段，整体上成绩可能要高于中国大陆学人，因为海外学人是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自然结果，而同样是这种教育条件下成长的中国大陆学人，他们的时代环境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扭曲了，如果环境不被扭曲，他们的学术道路完全是相同的，可惜他们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安心学问的时候极少，而当时代条件稍好，这一代学人又多数到了老去才退的时候。至于上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学者，在教育条件方面已不可能再向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也是这个时段以后，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学人较少的原因。

　　这次周策纵作品集全面引进，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优秀文史学人全面修养的魅力，同时不能不感叹像周先生这样的学人，以后出现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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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

　　周策纵认为，胡适的尝试新诗，在见解主张上，除了受英国湖畔诗人的看法及美国意象派主张的启发外，当然受中国传统诗词及同时代作者主张的影响也很大。胡适的诗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浅而时露智慧。他还不能到达传统那一类好的短诗里幽深微妙无尽意味的境界，终于未能成大器。所以胡适的诗是“蔚蓝的天上，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白云变幻，蓝天深黝，本不可测，但适之只重其蓝与白，故其成就也往往只是“这里那里浮着”罢了。　　

　　周策纵自传选读

　　我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初离开中国大陆，从上海坐船经过香港、马尼拉和檀香山，于六月初到达旧金山，目的是到美国来留学两三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来，大半生就消磨在海外。我常常觉得，像我们这样漂流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同学，还有当代许多别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若用陶渊明的一首《拟古》诗来形容，最是恰当不过了。这诗说：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周策纵论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与宗教关怀

　　长期以来，中国的小说作者和评论者都不肯坦白承认所写的乃是虚构而非事实。大概要到宋元以后才有人公开指出小说是虚构之作。这种特殊的小说观念发展的历程，其实长期以来左右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和评论。应该值得大家仔细研讨。从“小说”为“游说”“劝说”的观念说，正可看出中国传统小说多偏重劝戒、说教的特质。也可看出它对实际人生的关怀，即使配合到宗教，也往往和人生实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