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知识与盲目的偏见

　　【阅读观察】

　　郭嵩焘和郑观应都是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并且心态开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主张，都是从实践中得来。

　　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上世纪80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使得“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了一句通行语。

　　前不久，同为先行者以及洋务运动参与者的郑观应（1842─1921）著作，由中华书局结集为《郑观应集》出版。此前，晚清思想先驱郭嵩焘（1818－1891）的著作，结集为《郭嵩焘全集》，由岳麓书社出版。一个世纪以后，品读两位先行者的著作，再联系到他们自身的境遇，对于今天的读者，仍然不无现实意义。

　　郭嵩焘一生，在政治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作为首位驻外公使去英国、法国，在睁眼看世界之后，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前者因事功而少有异议，后者因超前而备受屈辱，1879年回国后，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政治舞台。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但是，他对自己的主张充满信心。在死前不久写的《戏书小象》中，他自信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较之张之洞（1837～1909）的“中体西用”之说，郭嵩焘显然走得更远。或许，这与他更精通“洋务”有关。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发生过有趣的一幕：凡亲眼到战场看到英国战舰与炮火威力者，少有一味付诸武力的主张。这也说明，身体力行与坐井观天之间差距遥远。同样，亲历欧洲文明并感受其优越的郭嵩焘，与思想封闭和夜郎自大且思想封闭的官员，在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上，无法达成统一。显然，那些指责郭嵩焘媚外的官员，既无亲自到实地验证的实际行动，也没有虚心学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倒是因为派性之争或固守成见，占据道德高地而对其横加指责。

　　比郭嵩焘小24岁的郑观应，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超越了物质层面。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他认为社会制度与科技是体与用的关系。他批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不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这不能使中国强大。其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系列方案，迅速引发轰动。张之洞评点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然而，清政府的改良迟缓，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比郭嵩焘幸运，郑观应没有遭遇到官僚们的羞辱——显然，甲午战争的惨败和羞辱，已经让天朝的官员们深受震撼。

　　不难看出，郭嵩焘和郑观应都是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并且心态开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主张，都是从实践中得来，就知识而言，比之从书本到书本的“微言大义”之类，显然更为可靠。在国家和民众的大计面前，陈义过高且空洞虚无的圣贤之言，并不足以为现实提供具体而有效的指导。郑观应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显然是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遭遇种种挫折之后而获得，而非凭空而来。避免成为颟顸愚蠢者的最低要求是：在不了解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时候，保持必要的虚心去了解和认识。在从《郭嵩焘全集》和《郑观应集》获得历史认知和经验教训的时候，这一点同样不容忽视。

　　□牟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