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教育和医疗问题都备受关注。在很多人眼里,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和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都属于个性派。王树国曾被称作敢于放炮的大学校长;黄洁夫则被很多人评价为“敢说真话”。接受采访时,二人都说到了“体制”这个词,黄洁夫直陈现行个别政策的不合理;王树国也剖析了高校腐败现状的原因。
王树国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好学校,大家不必削尖脑袋进去,那高校招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就不存在了。
谈双重角色
“不要把校长当成官员考核”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大学校长正遭遇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多人会喜欢拿来与之前的“大家”相比。
王树国:没有半点理由去责怪社会。对现状不满意,责难校长无可厚非,和以往的那些大教育家相比,我们确实有相当差距,需要反思。
新京报:具体反思什么?
王树国:为什么现在办学条件越来越好,社会的意见却越来越多?过去的教育家把自己和社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现在的校长呢?脱节了。我觉得要谦卑地服务,而非高高在上,象牙塔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得面向社会。
新京报:你也是位副部级官员,怎么看待校长的官员身份?
王树国:这里要厘清一个问题,都说大学要去行政化。大学有没有行政化,有,而且很重,但行政化并不是源于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而是和这个管理体制有关,大学校长有官职,只是行政化的一个符号,而不是本质。
官员这顶帽子,说实话在行政化管理下能发挥很多作用,特别是争取资源分配时,可能对方会考虑多给一些。
新京报:你觉得两种角色会存在冲突吗?
王树国:有冲突,不要把大学校长当成官员管理、考核。我觉得大学校长是否合格,得看他对教育的本质把握,对办学规律的探索,应有更专业化的评价体系。
谈教育改革
“将大学放置于社会”
新京报:十八大提到了高等教育全面改革,你曾说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王树国:大学教育中计划经济的色彩太多,和市场接轨的机制少,自我约束太少,改革不是简单的放权,一定要将大学置于社会大循环之中去。打个比方,你觉得大学校长日子好过吗?
新京报:貌似不太好过。
王树国:你会发现,即便学生就业不好,校长的头衔不少;学校招生不好,也不影响发展。因为大学和社会的链条脱节了,原本社会是你的服务对象,得看它是否满意;你不好好服务,社会就会惩罚你。但现在的大学没有这个反馈,或者说反馈相当迟缓。
新京报:这几年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都提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并有很多制度改革和创新,你怎么看这些学校发挥的作用?
王树国: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反映的是对现有社会大学群体改革的不满,寄托于新生产物。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出国读大学,是一样的道理。你的孩子需要别的国家来培养,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我们的大学应该有危机感。
谈高校腐败
“创造出不易腐败的土壤”
新京报:媒体曾盘点2013年的高校腐败案,发现除招生、占用教育科研经费、学术造假等方面,后勤基建部门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你怎么看?
王树国:大学腐败和社会腐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大家心目当中,大学是特别神圣的,不应该出现,一旦发现,对公众打击比较大。
新京报:大学腐败是因为缺乏监督吗?
王树国:监督问题其实是表象,往深层次看,社会各个环节的运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监督身上。而是要创造不容易产生腐败的土壤,改造了,就长不出腐败的果子来。
新京报:你觉得大学的土壤要怎么改造?
王树国:拿医患关系举例,医患矛盾突出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太少了,资源供给不足带来的必然结果。教育也是这个问题,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让公众不满意。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罗婷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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